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
Blowing the Holeless Flute Upside Down: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Buddhist Cul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不論是一般百姓與上層菁英的知識社群，皆深染尚佛之風，佛教成為理解近世文化最重要的關鍵字之一，特別是在文藝創作方面。從大的方向說，「以禪喻詩」是近世中國詩學最重要的命題，不論贊成與否，都無法對「以禪喻詩」此一重要命題視而不見。中唐以後，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為詩僧的大量出現。自此，傑出的詩僧在中國文學史上代不乏人，明末清初時仍然達到極致頂峰。晚明清初的詩禪關係具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徵：（一）就普遍性而言，詩僧廣布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從江南到京畿，乃至滇黔都有為數甚眾的著名詩僧，同時，明末清初的詩僧往往也是叢林宗匠。例如憨山德清（1546－1623）、紫柏真可（1544－1604）皆與文人往來無間，同時期的雪浪洪恩（1545－1608）身繫賢首、唯識二宗法脈，晚明叢林尚詩之風半出其手；嶺南曹洞宗尊宿天然函正（1608－1685）、祖心函可（1612－1660）能詩之名亦有稱於當世。清初學者潘耒（1646－1708）曾說：「前代多高僧，亦多詩僧。詩僧不必皆高，而高僧往往能詩。」在此之前，詩僧的佛學造詣經常是論敵批判的焦點，但從晚明以後，能文擅詩似乎成為不分宗派的高僧之共通特徵。（二）就理論架構的深度而言，叢林詩禪論述最重要的理論經典首推《石門文字禪》與《滄浪詩話》，明清的禪林與知識社群不但就此展開論爭，同時也將其層面推及戲曲、小說；論述的主題除了禪宗一向關心的語言問題以外，也觸及家國、性別等重要議題。（三）就與當時社群互動的情況來看，雖然傳統文人與僧人的來往屢見不鮮，然而就文學創作而言，傳統文人往往居於領導者的地位，例如惠洪覺範（1071－1128）與黃庭堅（1045－1105）之間的關係。然而在明末清初，詩僧經常居於理論指導者的地位，例如湯顯祖（1550－1616）與紫柏真可、雪浪洪恩一脈與錢謙益（1582－1664）、覺浪道盛（1593－1659）與方以智（1611－1671）。當然文人的理論體系未必全與其佛學相通，但從中獲得相當程度的啟發，且其於理論深度與廣度之擴展甚得其力殆無疑義。

然而晚明清初叢林尚詩之風並非一個孤立的現象，必須深入其歷史發展的脈絡當中，才能對此一脈絡有更深的認識。宋代開始，詩人與僧人往來十分頻繁。例如參寥道潛與蘇東坡（1036－1101）的友誼至今仍令人稱道不已。以《石門文字禪》一書聞名的詩僧惠洪覺範著作宏富，迄今仍然是了解認識蘇軾、黃庭堅、王安石（1022－1086）等宋代詩人的第一手文獻資料。南宋禪林資料過去不甚為學界重視，近來美國的黃啟江教授、南京大學的金程宇、卞東坡諸先生近年對南宋禪師的文獻（主要流傳到日本）頗多發掘之功。特別是北間居簡（1164－1246）、物初大觀（1201－1268）、無文道燦（1213－1271）、淮海元肇（1189－？）等詩僧的作品與流傳，日本學界對此尚未加以著意，因此黃啟江教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拓宇之功。元代傑出詩僧亦精彩輩出，例如著名的「詩禪三隱」——覺隱本誠、天隱圓至、笑隱大訢。此外，石屋清珙（1272－1352）、中峰明本（1263－1323）等禪門宗匠亦有能詩善書之名，石屋清珙的〈山居詩〉、中峰明本的〈梅花詩〉不僅傳頌四方，其影響廣遠，甚至遠及日本，在東亞漢文創作史上，深具典範意義。

過去關於詩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朝隋唐的中古時期，特別是皎然、齊己、貫休等人，其中一個極為特別的例子是寒山詩。但寒山詩已經超越詩僧的境界，成為禪門公案重要思想源頭之一，有必要另外單獨處理。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從宋元到明清，精彩的詩僧輩出，而其著作質量皆遠邁前賢，如同蘊藏豐富的大寶山，有待有心人進一步充分抉發。

本文希望從自然話語與感官論述兩方面切入，以晚明編就的僧詩選集——《古今禪藻集》一書為主要研究對象，冀能對認識明代詩僧的文化意涵有所裨益。從以上兩種不同的進度，就近世漢傳佛教的詩僧作品重新反省其文化意涵，特別是：（一）當中的自然觀、身體觀、語言文字觀、文藝觀、社會倫理觀及其與當時思潮之間的互動關係；（二）禪法思想的特徵；（三）與知識社群的互動關係；（四）在不同的時代脈絡，其創作風格與理論架構之間的異同；（五）理想的世界圖像或生活方式等五個不同的思維向度，重新省思近世詩僧的文化定位與社會脈絡，並以此為基礎，重新觀照詩僧在當時知識社群文化實踐版圖的座標定位。

二、詩僧歷來研究述評

自佛風東扇，詩僧固然無代無之，但不論在文學史或佛教史似乎皆未受到充分的重視。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研究，以浪漫主義和國族主義為中心，正好是傳統詩僧避之唯恐不及的題材，故而傳統文學研究者的理論工具多不適用於僧詩研究；另一方面，詩文往往被定位為「外學」，意味並非核心所在。雖然如此，詩僧研究亦有不少積累。中國詩禪關係的研究，臺灣前輩學者如巴壺天、杜松柏，大陸學者如孫昌武、陳允吉、項楚，日本學者如入矢義高、阿部肇一、飯田利行諸位先生都有重要的貢獻。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入矢義高，其從俗語言研究進路對禪宗語錄進行全新的詮釋，廣泛註解《碧巖錄》、《臨濟錄》、《趙州錄》、《玄沙廣錄》，將學界對於禪宗語錄的認識推進到一個新的境地，而南開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孫昌武近年傾注畢生心血，獨立完成一套五冊《中國佛教文化史》的堂皇鉅著，亦前人所未到。然而即使於此，貢獻卓著的入矢義高與孫昌武教授等人皆未著意於宋、元、明、清等時代的文化表現，五冊《中國佛教文化史》中宋代以後所占的篇幅竟然不及半冊，宋代以後的詩僧，獨立章節討論的只有蒼雪讀徹（1588－1656）與擔當普荷（1593－1673），尚多有補充的可能。筆者管見所及，就中國詩僧發展歷程進行整體觀照的著作，僅有覃召文《禪月詩魂》一書，然而《禪月詩魂》一書並非完全嚴格意義下的學術著作，並未就問題意識與理論觀照加以深化。

影響深遠的忽滑谷快天《中國禪學思想史》一書，直接將元代以後定位為「禪道變衰」，這種退化論式的觀點影響深遠，連帶影響學界研究的價值取向。近年學界於此已經略有改觀，例如周裕鍇、張培鋒對於宋代詩禪關係著力甚深。周裕鍇對於惠洪覺範的生平、年譜以及相關文獻的處理，讓我們對文字禪在宋代的文化意涵有新的認識。臺灣學者張高評、蔡榮婷、蕭麗華、黃敬家教授皆對宋代的詩禪關係有所發明。黃啟江教授兼通佛教、歷史、詩學，近年對南宋詩僧的文學與文獻發掘之功居功厥偉。另外近年在宋代禪宗思想方面，石井修道最受注目，其雖然主要是宋代禪宗思想（特別是大慧宗杲），亦偶爾及於詩偈，小川隆、衣川賢次堪稱旗手。後起之秀如土屋太祐、齋藤智寬皆有可觀。筆者與日本學界上述諸人皆有過從，深知日本學界良窳所在。大體而言，其論學精細，又傳承有自，然罕能論其詩，此實我臺灣學人利基所在。西方學界近年亦開始注意宋代佛教的特殊性，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集合各家，編成Buddhism in the Sung一書，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說明宋代佛教逐漸受到美國的重視，但除了臺灣中正大學中文系蔡榮婷教授曾就牧牛詩與《祖堂集》的詩偈加以探析以外，皆罕及其詩。遼、金、元、明、清的研究雖然亦迭有新作，但於詩作往往輕輕看過。明代佛教在聖嚴法師、荒木見悟、長谷部幽蹊等前輩的努力之下，成果略有可觀，然對於成員眾多、資料宏富的明清詩僧的關心仍然不夠。拙著《中邊．詩禪．夢戲——明清禪林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是少數專門處理明清詩禪關係的專著，然影響尚淺。近年亦有劉達科《佛禪與金朝文學》一書用力稱勤，亦有見識，可謂別開生面。晚清佛教與文學的相關研究亦寡，當時詩名最盛的詩僧當推八指頭陀寄禪敬安（1852－1912）與蘇曼殊（1884－1918），蘇曼殊實為風流文人，不足與論。八指頭陀詩禪並高，一時人望所歸。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黃敬家教授曾有專文論及，王廣西《佛學與中國近代詩壇》一書仍是此一領域最有參考價值的代表著作。

雖然如此，近年來近世佛教思想近年有愈來愈受重視的傾向，然而除了宋代文學的研究者對於詩禪關係著力較深外，歷來傑出詩僧其實代不乏人，即令並非以詩僧名世的法門龍象，亦多有精彩動人的詩作（例如破山海明、蕅益智旭）。詩僧是中國文學與漢傳佛教融合無間的表徵，同時也是東亞諸國禪林共通的文化現象，兼具普遍性與特殊性，蘊藏豐富的象徵意涵，有待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