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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
Blowing the Holeless Flute Upside Down: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Buddhist Cul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作者:廖肇亨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11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智慧海
規格:平裝 / 15x21 cm / 552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000641
ISBN:9789575987947
定價:NT$600
會員價:NT$510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聖境與生死流轉——日本五山漢詩中普陀山文化意象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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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問題的所在
大慈大悲、聞聲救苦的觀音菩薩在南海普陀山的岸邊入流無所、靜觀水月,同時又悲憫娑婆世界的苦難與愚闇。那溫柔慈悲的觀音是東亞流傳最廣的佛教信仰之一,觀音根本道場普陀山(Mt. Potalaka)相關的傳說與意象在東亞各國(中國、日本、韓國、越南)各自傳衍變化,既與佛典的根本智慧有關,又有各自的風土人情,不肯去觀音在中國浙江普陀山留下一則傳奇。再者,觀音信仰傳入日本後,各地紛紛建立三十三靈場(西國、關東),時至二十世紀中葉,著名的小說家井上靖曾以熊野地方補陀落山出海殉道的傳說為主題,寫成〈補陀落渡海記〉一文,邇近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又紛紛從民俗學、文學書寫、空間理論就補陀落山渡海傳說與日本式的觀音信仰的關係展開研究。觀音信仰始終吸引佛教、文學、藝術以及歷史學者的高度注意。嚴格來說,浙江寧波外海的普陀山成為觀音道場為時並不長遠(大約源自北宋後期),卻能夠在短時內深獲人心,相關的文化文本(包括詩文、圖像、俗文學等)大量出現,在形塑東亞文化圈觀音信仰的過程中發揮重大影響。本文將以日本中世禪僧的漢詩文出發,就普陀山文化意象從中國到日本的流變,從神聖空間與生死流變中極樂淨土信仰等不同觀點,省思觀音信仰義蘊與普陀山文化意象的豐富層次。
二、「由此取道放洋」:靈山信仰與海洋信仰的交會
舟山群島中的梅岑島,一躍而成觀音菩薩的根本道場普陀(補陀、寶陀、補怛落伽)山,有偶然,有必然,充滿著不可思議的神祕。例如目前存世最早一部普陀山志——《補陀洛伽山傳》(1361)的作者元代龜茲僧人盛熙明(生卒年不詳),如果沒有瑞夢示現,其於觀音道場普陀山竟在四明外海一事畢竟不能無疑。雖然普陀山志屢經改寫增修,但盛熙明《補陀洛伽山傳》一書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神聖書寫的濫觴必須體證由疑入信的過程。主體精神必須在時間歷程中完成展現,因此,普陀山神聖書寫從主觀的信仰想像轉化成客觀的歷史現象,盛熙明的《補陀洛伽山傳》(慣稱《舊傳》)居功厥偉。
盛熙明的《補陀洛伽山傳》將普陀山神聖書寫的因緣繫端於日本僧人慧鍔,其記事早已見於宋代佛教文獻,例如《佛祖統紀》,其云:
(大中十二年〔858〕),日本國沙門慧鍔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眾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鍔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側有新羅將)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倣其製刻之,扃戶施功,彌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補陀山。
這則記事屢為佛教史家所徵引,用以見普陀山之成為神聖空間的緣由。大中十二年(858),一說為五代後梁貞明二年(916),佐伯富引用《慧萼(即慧鍔)年譜》等相關資料以為大中十二年之說較為可從。此則記事有幾點值得進一步思考:首先,從不肯去觀音的出身來看:普陀山的神聖性乃自五台山而來(盛熙明的說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某個角度來看,謂普陀山為海上的五台山亦不為過。神異僧持嘉木倣製聖像,直接說明普陀山的神聖性來自五台山的移神模寫。因此,論海上聖山普陀山時,目光恐須時時轉向凝望五台山方為不失。而這似乎也暗示了:佛教信仰由中土逐漸向東南沿海流衍傳布的過程。其次,不肯去觀音雖然不願前往日本,但卻經由日本僧人慧鍔之手到達四明外海,這也意味著:異國聖僧也是普陀山神聖性的重要載體,不過仍然有所殘欠。儘管慧鍔註定要與不肯去觀音在普陀山分手道別,但慧鍔與五台山的特殊淵源開啟普陀山神聖空間的勳業,成為普陀山神聖書寫的第一頁。一般而言,隋唐時期的日本僧人在中國,具有好學溫雅的形象,為「日本知識分子群體的主要構成之一」。眾所周知,觀音信仰過程中與神異僧超乎日常經驗理性的神通妙用密不可分,是以慧鍔雖然無法將不肯去觀音帶回日本,然其參禮五台山的虔信亦足通神,見諸載籍。對於慧鍔而言,觀音不肯去固然是情感上的遺憾,卻又再一次體證五台山與觀音菩薩的赫赫威神力。
慧鍔在不肯去觀音留駐普陀山的情形之下返回日本,至少有幾種可能:(一)日本人機根時地尚未成熟(福薄);(二)普陀山當地較日本對於觀音聖像有更迫切的需要(業重);(三)普陀山是不肯去成就特殊的信仰型態與神聖書寫特質的善因緣;(四)日本應當因應斯地的風土人情,另外建構不同於中土的信仰形式,未必需要完全複製中國經驗,或者更精細的說,除了複製中國經驗之外,尚須於演化創發酌意加工乃可。也因此,不肯去觀音的「不去」,並不是慧鍔故事的結尾,而是另一則傳奇的發凡。實無所行,本無不來;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如是我聞,只是這箇。
于君方教授曾經注意到「異國的關聯」在普陀山各種神聖傳說的特殊作用,然而其以為普陀山為觀音道場一事「不只必須被中國人承認,也必須受到外國信徒認可」的看法不免略嫌簡略。佐伯富曾經指出,普陀山成為聖地實與宋代發達的海上貿易有關,例如張邦基曾謂:「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彩者。」新羅、日本,乃至於南洋諸國,莫不歸心於南海普陀山。盛熙明記載王舜封之事值得玩味。其曰:
元豐中,謁者王舜封使三韓,遇風濤,大龜負舟。惶怖致禱,忽金色晃耀,現滿月相,珠瓔粲然,出自巖洞。龜沒舟行,洎還以奏,上聞,始錫寺額曰:「觀音寶陀」。自是,海東諸夷,如三韓、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數百國雄商鉅舶,繇此取道放洋,凡遇風波寇盜,望山歸命,即得消散,感應頗多。
由此不難得知:普陀山神聖性建構過程中,至少曾經有皇室、官員、海商、來自海上的異邦人等不同階層的信眾。官員見證觀音的示現應驗,皇室的權威彰顯普陀山的可靠性,吸引雄商鉅舶來附,信眾與財富亦隨之雲集。雖然中土自身有其他的海洋神祇(例如南海廣利王)守護航行的安全,但未如普陀山觀音菩薩般,廣獲各國人士認可。在各方願力的匯聚之下,普陀山成為國際航道上的守護者,聆聽八方遊子不安的音聲。與江南另一重要觀音道場天竺寺相形之下,普陀山道場的國際性更形突出。有趣的是:雖然觀音信仰最初可能源自於印度南部濱海地帶,但傳入中土的過程中,歷經種種複雜而多變的行旅,雖然《華嚴經》與《法華經》等經典家家傳誦,但觀音做為海難救助神祇的性格似乎早已為人遺忘,至少中國的觀音信仰,宋代以前海洋光影並不顯著。因此,觀音道場普陀山的神聖性雖然源出五台山,卻在四明外海重逢久遭遺忘的濤聲,帶有強烈的海洋性格與混融無間的國際性。即使觀音鎮護威靈與悲憫心緒,早已深入人心,但普陀山的出現,對於重新形塑觀音想像與性格,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從中國到東亞。或者,不無可能是,從東亞再到中國。
大慈大悲、聞聲救苦的觀音菩薩在南海普陀山的岸邊入流無所、靜觀水月,同時又悲憫娑婆世界的苦難與愚闇。那溫柔慈悲的觀音是東亞流傳最廣的佛教信仰之一,觀音根本道場普陀山(Mt. Potalaka)相關的傳說與意象在東亞各國(中國、日本、韓國、越南)各自傳衍變化,既與佛典的根本智慧有關,又有各自的風土人情,不肯去觀音在中國浙江普陀山留下一則傳奇。再者,觀音信仰傳入日本後,各地紛紛建立三十三靈場(西國、關東),時至二十世紀中葉,著名的小說家井上靖曾以熊野地方補陀落山出海殉道的傳說為主題,寫成〈補陀落渡海記〉一文,邇近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又紛紛從民俗學、文學書寫、空間理論就補陀落山渡海傳說與日本式的觀音信仰的關係展開研究。觀音信仰始終吸引佛教、文學、藝術以及歷史學者的高度注意。嚴格來說,浙江寧波外海的普陀山成為觀音道場為時並不長遠(大約源自北宋後期),卻能夠在短時內深獲人心,相關的文化文本(包括詩文、圖像、俗文學等)大量出現,在形塑東亞文化圈觀音信仰的過程中發揮重大影響。本文將以日本中世禪僧的漢詩文出發,就普陀山文化意象從中國到日本的流變,從神聖空間與生死流變中極樂淨土信仰等不同觀點,省思觀音信仰義蘊與普陀山文化意象的豐富層次。
二、「由此取道放洋」:靈山信仰與海洋信仰的交會
舟山群島中的梅岑島,一躍而成觀音菩薩的根本道場普陀(補陀、寶陀、補怛落伽)山,有偶然,有必然,充滿著不可思議的神祕。例如目前存世最早一部普陀山志——《補陀洛伽山傳》(1361)的作者元代龜茲僧人盛熙明(生卒年不詳),如果沒有瑞夢示現,其於觀音道場普陀山竟在四明外海一事畢竟不能無疑。雖然普陀山志屢經改寫增修,但盛熙明《補陀洛伽山傳》一書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神聖書寫的濫觴必須體證由疑入信的過程。主體精神必須在時間歷程中完成展現,因此,普陀山神聖書寫從主觀的信仰想像轉化成客觀的歷史現象,盛熙明的《補陀洛伽山傳》(慣稱《舊傳》)居功厥偉。
盛熙明的《補陀洛伽山傳》將普陀山神聖書寫的因緣繫端於日本僧人慧鍔,其記事早已見於宋代佛教文獻,例如《佛祖統紀》,其云:
(大中十二年〔858〕),日本國沙門慧鍔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眾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鍔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側有新羅將)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倣其製刻之,扃戶施功,彌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補陀山。
這則記事屢為佛教史家所徵引,用以見普陀山之成為神聖空間的緣由。大中十二年(858),一說為五代後梁貞明二年(916),佐伯富引用《慧萼(即慧鍔)年譜》等相關資料以為大中十二年之說較為可從。此則記事有幾點值得進一步思考:首先,從不肯去觀音的出身來看:普陀山的神聖性乃自五台山而來(盛熙明的說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某個角度來看,謂普陀山為海上的五台山亦不為過。神異僧持嘉木倣製聖像,直接說明普陀山的神聖性來自五台山的移神模寫。因此,論海上聖山普陀山時,目光恐須時時轉向凝望五台山方為不失。而這似乎也暗示了:佛教信仰由中土逐漸向東南沿海流衍傳布的過程。其次,不肯去觀音雖然不願前往日本,但卻經由日本僧人慧鍔之手到達四明外海,這也意味著:異國聖僧也是普陀山神聖性的重要載體,不過仍然有所殘欠。儘管慧鍔註定要與不肯去觀音在普陀山分手道別,但慧鍔與五台山的特殊淵源開啟普陀山神聖空間的勳業,成為普陀山神聖書寫的第一頁。一般而言,隋唐時期的日本僧人在中國,具有好學溫雅的形象,為「日本知識分子群體的主要構成之一」。眾所周知,觀音信仰過程中與神異僧超乎日常經驗理性的神通妙用密不可分,是以慧鍔雖然無法將不肯去觀音帶回日本,然其參禮五台山的虔信亦足通神,見諸載籍。對於慧鍔而言,觀音不肯去固然是情感上的遺憾,卻又再一次體證五台山與觀音菩薩的赫赫威神力。
慧鍔在不肯去觀音留駐普陀山的情形之下返回日本,至少有幾種可能:(一)日本人機根時地尚未成熟(福薄);(二)普陀山當地較日本對於觀音聖像有更迫切的需要(業重);(三)普陀山是不肯去成就特殊的信仰型態與神聖書寫特質的善因緣;(四)日本應當因應斯地的風土人情,另外建構不同於中土的信仰形式,未必需要完全複製中國經驗,或者更精細的說,除了複製中國經驗之外,尚須於演化創發酌意加工乃可。也因此,不肯去觀音的「不去」,並不是慧鍔故事的結尾,而是另一則傳奇的發凡。實無所行,本無不來;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如是我聞,只是這箇。
于君方教授曾經注意到「異國的關聯」在普陀山各種神聖傳說的特殊作用,然而其以為普陀山為觀音道場一事「不只必須被中國人承認,也必須受到外國信徒認可」的看法不免略嫌簡略。佐伯富曾經指出,普陀山成為聖地實與宋代發達的海上貿易有關,例如張邦基曾謂:「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彩者。」新羅、日本,乃至於南洋諸國,莫不歸心於南海普陀山。盛熙明記載王舜封之事值得玩味。其曰:
元豐中,謁者王舜封使三韓,遇風濤,大龜負舟。惶怖致禱,忽金色晃耀,現滿月相,珠瓔粲然,出自巖洞。龜沒舟行,洎還以奏,上聞,始錫寺額曰:「觀音寶陀」。自是,海東諸夷,如三韓、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數百國雄商鉅舶,繇此取道放洋,凡遇風波寇盜,望山歸命,即得消散,感應頗多。
由此不難得知:普陀山神聖性建構過程中,至少曾經有皇室、官員、海商、來自海上的異邦人等不同階層的信眾。官員見證觀音的示現應驗,皇室的權威彰顯普陀山的可靠性,吸引雄商鉅舶來附,信眾與財富亦隨之雲集。雖然中土自身有其他的海洋神祇(例如南海廣利王)守護航行的安全,但未如普陀山觀音菩薩般,廣獲各國人士認可。在各方願力的匯聚之下,普陀山成為國際航道上的守護者,聆聽八方遊子不安的音聲。與江南另一重要觀音道場天竺寺相形之下,普陀山道場的國際性更形突出。有趣的是:雖然觀音信仰最初可能源自於印度南部濱海地帶,但傳入中土的過程中,歷經種種複雜而多變的行旅,雖然《華嚴經》與《法華經》等經典家家傳誦,但觀音做為海難救助神祇的性格似乎早已為人遺忘,至少中國的觀音信仰,宋代以前海洋光影並不顯著。因此,觀音道場普陀山的神聖性雖然源出五台山,卻在四明外海重逢久遭遺忘的濤聲,帶有強烈的海洋性格與混融無間的國際性。即使觀音鎮護威靈與悲憫心緒,早已深入人心,但普陀山的出現,對於重新形塑觀音想像與性格,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從中國到東亞。或者,不無可能是,從東亞再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