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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
Blowing the Holeless Flute Upside Down: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Buddhist Culture in Min

作者:廖肇亨

出版社: 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11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智慧海

規格:平裝 / 15x21 cm / 552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000641

ISBN:9789575987947

定價:NT$600

會員價:NT$540 (90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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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塗毒鼓聲何處起——明清佛教研究的再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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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明清佛教研究的發展軌跡

從當前佛教研究的角度來看,明清時期謂之備受冷落當不為過;從明清文學文化的角度來看,佛教也是相對寂寥的環節。曾經漪歟盛哉的明清佛教文化,門前可謂冷清寂寥。二十世紀以來,日本學界先是以「禪道變衰」來形容元代以後的禪宗,二十世紀中葉又刻意強調明清佛教的「庶民性」,彷彿沒有新的宗派出現,就預示在思想境界上沒有足夠深刻的重要建樹,雖然說法不一,然其貶抑之意則無二也,流風所及,幾乎迄今不歇。

所幸,學界尚有一二有識之士挺立其間,直如暗室明燈。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學者陳垣(1880-1971)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二書可以說是現代學術意義之下的開山之作,雖然此二書的論證性不強,多半是傳統文獻的鋪陳,但陳垣經眼之文獻甚多,且多有今日難以見及者,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日本野口善敬先生曾就《清初僧諍記》加以譯註,提供了一個今日大致可見的書目指南。陳垣《語錄與順治宮廷》則是以清初僧人的語錄做為觀察清初帝室的史料,可謂別開生面。陳垣之後,華語學界關於明清佛教的研究幾乎可謂一片沉寂。大陸郭朋雖有《明清佛教》一書,但並未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直至聖嚴法師(1930-2009)以蕅益智旭(1599-1655)為題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之後並出版《明末佛教研究》一書,特別梳理藏經中明代佛教的相關資料,聖嚴法師又在正式的學術著作之外,例如《禪門修證指要》、《禪門驪珠集》中標舉無異元來(1575-1630)、晦山戒顯(1610-1672)等禪師,尤其是對晦山戒顯的《禪門鍛鍊說》的高度推崇。聖嚴法師之後,江燦騰教授繼之而起,其憨山德清(1546-1623)的研究膾炙人口,釋見曄關於晚明四大師的研究也頗受注目。陳玉女教授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對明代佛教發展的歷史進程頗有新見。大陸方面,晚明佛教研究一直處於低迷狀態,陳永革教授由博士論文為基礎,修改而成的《晚明佛學的復興與困境》一書可謂橫空出世,張志強教授《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也曾對晚明的唯識學下過深切工夫,然而惜未能蔚為風尚。歐美學界,于君方教授師承狄百瑞教授,關於雲棲袾宏(1535-1615)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徐頌鵬(Hsu Sung-Peng)A Buddhist Leader in Ming Chin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shan Te-ching一書處理憨山德清。接此之後,有韓書瑞(Susan Naquin)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一書則主要以北京為例,檢視寺院與當時節令風俗之間的關係,亦社會史進路之一端,並未觸及思想層面之問題。歐美世界的研究,以卜正民(Timothy Brook)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一書較為知名,作者原係知名的社會史家,此書亦主要在討論佛教與晚明知識階層在權力、社會脈絡的相互糾葛,作者此書仍然側重在佛教與社會階層的關係,對於佛教內部談論較少。北美漢學界近年明清佛教研究的著作,吳疆(Wu, Jiang)教授挺而秀出,其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一書由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雖然其處理的課題與陳垣《清初僧諍記》大同小異,但運用某些新出的佛教史料,亦注意到佛教內部發展的差異,思想史意味較前述諸人為強。近年吳疆教授又有黃檗宗的專著一書問世。一般而言,除了吳疆教授之外,大部分的明清佛教研究者都帶有社會史研究的傾向,思想課題的討論似非其關注的焦點。

總體而言,關於明清佛教的研究,著力最深,精彩迭出仍然首推日本學界。日本學者於此努力耕耘,代不乏人。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荒木見悟(1917-2017)的一系列研究對宋明思想當中儒佛交涉的課題用力最深,且極具開創性,在荒木見悟的學術生涯當中,開拓了眾多課題,例如張九成(1092-1159)、管東溟(1536-1608)、憨山德清、顏茂猷(1578-1637)、彭際清(1740-1796),現在都已蔚成大國,荒木見悟的研究,文獻與理論並重,屢屢提出新問題當然不在話下,解決問題的方法更是細密過人,且化用西方哲學論述於無形,絕無生剝之譏,可謂近世佛教思想史研究的登峰之作,荒木見悟一系列的著作已成為明代佛教思想的經典,其題名直接相關的著作至少有《雲棲袾宏的研究》、《明代宗教思想研究》、《憂國烈火禪》等著作。筆者曾經翻譯兩冊荒木見悟的專著,亦撰有專文介紹荒木見悟的方法與成就。荒木見悟的嫡傳弟子野口善敬對於元代、明代禪宗史的研究亦可見其博雅深厚之功,亦是近世佛教思想史家中的大手筆。其註解《清初僧諍記》,使之成為極有助益的資料集,其自身亦有多篇論文,討論晚明佛教人物如黃端伯(?-1645)、密雲圓悟(1566-1642)、晦山戒顯等重要佛教人物,長谷部幽蹊先生專長於明清佛教部派發展,對明清佛教研究基礎文獻史料的整理有傑出貢獻。其大作《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已成為明清佛教發展史的經典,其又有論文專論晚明的華嚴宗、臨濟宗三峰派。荒木見悟、長谷部幽蹊、野口善敬三者的研究成果,目前可以說是明清佛教研究的一大里程碑。

整體來說,佛教方面的學者對佛教自身的問題十分關心,但對於文化相關的分野極少觸及,對《大藏經》以外的材料大部分往往未能給予適當的關注,連當時著名文人別集,如袁中郎(1568-1610)、錢謙益(1582-1664)等人之著作皆罕所寓目(唯一的例外是荒木見悟先生),故亦極少以宏觀的文化視野省視當時的學術、文化等問題。筆者主要關注於明清佛教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詩禪交涉與遺民出家兩個重要的文化現象。

二、明清佛教文化的精神特質

一般談論明代佛教,喜以馬鞍為喻,謂兩頭高起,中間平落之勢。一般的觀察往往如是,明初高僧輩出,中葉一度衰歇,到晚期又有復興之目。雪浪洪恩(1545-1608)、萬曆三高僧(憨山德清、雲棲袾宏、紫柏真可〔1543-1603〕)、月川鎮澄(1547-1617)等人橫空出世,禪家講家紛然勃興,淨土法門與清規戒律,一時成為叢林關注的焦點。關於明清佛教發展的歷史軌跡,前人言之已詳,茲不辭費,不過明清佛教的社會文化性格或許略有可說,筆者管見以為,明清佛教文化性格約有數端可說,大體歸納為「雜多性」、「積極入世」、「跨界互文」,茲分說如下:

(一)雜多性:明清佛教一度被定位為「庶民佛教」,似乎在教理教義無甚可觀。事實上,佛教經典的注疏的數量遠邁前代。禪門大德也有各種創造性的說法,也曾流布異國,例如雲棲袾宏《禪關策進》、無異元來《參禪警語》在扶桑影響深遠。另外,就文學來說,傳統上只講詩禪不二。宋代以後,詩歌之外,小說、戲曲、講唱文學,莫不皆可見佛教的投影。當然宣講、廟會、朝山等種種宗教活動也是顯而易見。從文士風雅到庶民趣味,從高深義理到社會救濟,焉能以「禪道變衰」或「庶民佛教」一語可以統而括之。就佛教著作的種類、數量與作者背景分析,種種複雜的層次紛然並陳,可謂「雜多性」的充分體現。

(二)入世性:大乘菩薩道強調慈悲利他的基本精神,原無足深訝。但明清時期的佛教積極強烈的社會性格,可謂特出之例。以明清鼎革時期為例,不同的政治立場的僧人在歷史舞台都有十分醒目的角色。明社既屋之後,士人依政治立場分為新、舊兩派,佛教叢林亦不例外,不事新朝的僧人,學界慣以「遺民僧」名之。遺民僧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筆者亦曾有專書探論。然而相對於遺民僧的熱況,政治立場傾向於有清一代的僧人似乎問津者寡。事實上,新朝派的僧人也不容忽視。清初漢僧敕賜禪師封號人數不少,較為知名者,至少有大覺能仁普濟國師玉琳通琇(1614-1675)、玉琳通琇弟子笻溪行森(1614-1677)、弘覺禪師木陳道忞(1596-1674)、明覺禪師憨璞性聰(1610-1666)等人亦嘗接受清世祖順治帝的敕封。透過憨璞性聰之薦,玉琳通琇與木陳道忞二人皆曾應清世祖順治帝之詔請入京說法,從而成為當時叢林與士林熱衷談論的話題,轟動一時,二人的著作亦豐,雖與當時江南浮屠遺民的政治立場不盡同調,但從清代佛教思想史的角度,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自不待言。遺民派的僧人強調救國,新朝派的僧人強調護國,雖然政治立場有異,但其具有強烈的社會屬性則無有異也。更具體的說:應該是「世、出世間,打成一片」。

(三)互文性:明清時代佛門具有強烈跨界論述的文化傾向,最明顯的是說儒佛一致的高僧大德不知凡幾,「儒家的骨,反在宗門」一語在明清之際的宗門俯拾即是一事便是最佳例證。具體言之,晚明思想家管東溟以《華嚴》說《易》、蕅益智旭以禪解《四書》與《周易》,此儒家也。道家中,則以《莊子》最受佛門重視,覺浪道盛(1593-1659)《莊子提正》、無可弘智(方以智,1611-1671)《藥地炮莊》、俍廷靜挺(徐繼恩,1615-1684)以禪解《莊》,側重將禪宗與道家《莊子》做有機的結合。文學藝術更為清楚,除了講詩禪不二大行其道之外,湯顯祖(1550-1616)受紫柏真可大師影響,創作《玉茗堂四夢》等傑出劇作,已是學界老生常談。覺浪道盛說「盡大地是一戲場」、金聖歎借趙州和尚無字公案說《西廂記》,將戲曲也納入禪林文化論述的視野。文學之外,有用琴說法的東皋心越(1639-1695),也有大談畫禪不二的董其昌(1555-1636)、苦瓜和尚(道濟,1642-1707),更不能忘了畫藝精工絕倫的髡殘石谿(1612-1692)、漸江弘仁(1610-1664)等。除了說明禪林文化的無遠弗屆之外,不同場域之間的相互借鏡取譬蔚然成風。不僅是遊戲筆墨,更有直探價值本源與規範疆界基準的用意。

「雜多性」、「入世性」、「互文性」可以說是明清佛教顯而易見的特質,當然也有部分時代思潮也反映在明清佛教文化,例如「回歸原典」或文獻復古輯佚之風也不難在佛教找到類似的呼應,特別是藏經的刊刻,影響亦極為深遠。但筆者以為:明清佛教中,「雜多性」、「入世性」、「互文性」三者光譜的交相映襯,成就此際佛門多元精彩的精神特質,藏經刊刻、回歸原典等風氣也是在此光譜映襯之下探尋神聖根源的必然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