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
Blowing the Holeless Flute Upside Down: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e Buddhist Cultur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一、前言：明清佛教研究的發展軌跡

從當前佛教研究的角度來看，明清時期謂之備受冷落當不為過；從明清文學文化的角度來看，佛教也是相對寂寥的環節。曾經漪歟盛哉的明清佛教文化，門前可謂冷清寂寥。二十世紀以來，日本學界先是以「禪道變衰」來形容元代以後的禪宗，二十世紀中葉又刻意強調明清佛教的「庶民性」，彷彿沒有新的宗派出現，就預示在思想境界上沒有足夠深刻的重要建樹，雖然說法不一，然其貶抑之意則無二也，流風所及，幾乎迄今不歇。

所幸，學界尚有一二有識之士挺立其間，直如暗室明燈。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學者陳垣（1880－1971）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二書可以說是現代學術意義之下的開山之作，雖然此二書的論證性不強，多半是傳統文獻的鋪陳，但陳垣經眼之文獻甚多，且多有今日難以見及者，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日本野口善敬先生曾就《清初僧諍記》加以譯註，提供了一個今日大致可見的書目指南。陳垣《語錄與順治宮廷》則是以清初僧人的語錄做為觀察清初帝室的史料，可謂別開生面。陳垣之後，華語學界關於明清佛教的研究幾乎可謂一片沉寂。大陸郭朋雖有《明清佛教》一書，但並未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直至聖嚴法師（1930－2009）以蕅益智旭（1599－1655）為題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之後並出版《明末佛教研究》一書，特別梳理藏經中明代佛教的相關資料，聖嚴法師又在正式的學術著作之外，例如《禪門修證指要》、《禪門驪珠集》中標舉無異元來（1575－1630）、晦山戒顯（1610－1672）等禪師，尤其是對晦山戒顯的《禪門鍛鍊說》的高度推崇。聖嚴法師之後，江燦騰教授繼之而起，其憨山德清（1546－1623）的研究膾炙人口，釋見曄關於晚明四大師的研究也頗受注目。陳玉女教授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出發，對明代佛教發展的歷史進程頗有新見。大陸方面，晚明佛教研究一直處於低迷狀態，陳永革教授由博士論文為基礎，修改而成的《晚明佛學的復興與困境》一書可謂橫空出世，張志強教授《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也曾對晚明的唯識學下過深切工夫，然而惜未能蔚為風尚。歐美學界，于君方教授師承狄百瑞教授，關於雲棲袾宏（1535－1615）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徐頌鵬（Hsu Sung-Peng）A Buddhist Leader in Ming Chin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shan Te-ching一書處理憨山德清。接此之後，有韓書瑞（Susan Naquin）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一書則主要以北京為例，檢視寺院與當時節令風俗之間的關係，亦社會史進路之一端，並未觸及思想層面之問題。歐美世界的研究，以卜正民（Timothy Brook）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一書較為知名，作者原係知名的社會史家，此書亦主要在討論佛教與晚明知識階層在權力、社會脈絡的相互糾葛，作者此書仍然側重在佛教與社會階層的關係，對於佛教內部談論較少。北美漢學界近年明清佛教研究的著作，吳疆（Wu, Jiang）教授挺而秀出，其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一書由其博士論文修改而成，雖然其處理的課題與陳垣《清初僧諍記》大同小異，但運用某些新出的佛教史料，亦注意到佛教內部發展的差異，思想史意味較前述諸人為強。近年吳疆教授又有黃檗宗的專著一書問世。一般而言，除了吳疆教授之外，大部分的明清佛教研究者都帶有社會史研究的傾向，思想課題的討論似非其關注的焦點。

總體而言，關於明清佛教的研究，著力最深，精彩迭出仍然首推日本學界。日本學者於此努力耕耘，代不乏人。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荒木見悟（1917－2017）的一系列研究對宋明思想當中儒佛交涉的課題用力最深，且極具開創性，在荒木見悟的學術生涯當中，開拓了眾多課題，例如張九成（1092－1159）、管東溟（1536－1608）、憨山德清、顏茂猷（1578－1637）、彭際清（1740－1796），現在都已蔚成大國，荒木見悟的研究，文獻與理論並重，屢屢提出新問題當然不在話下，解決問題的方法更是細密過人，且化用西方哲學論述於無形，絕無生剝之譏，可謂近世佛教思想史研究的登峰之作，荒木見悟一系列的著作已成為明代佛教思想的經典，其題名直接相關的著作至少有《雲棲袾宏的研究》、《明代宗教思想研究》、《憂國烈火禪》等著作。筆者曾經翻譯兩冊荒木見悟的專著，亦撰有專文介紹荒木見悟的方法與成就。荒木見悟的嫡傳弟子野口善敬對於元代、明代禪宗史的研究亦可見其博雅深厚之功，亦是近世佛教思想史家中的大手筆。其註解《清初僧諍記》，使之成為極有助益的資料集，其自身亦有多篇論文，討論晚明佛教人物如黃端伯（？－1645）、密雲圓悟（1566－1642）、晦山戒顯等重要佛教人物，長谷部幽蹊先生專長於明清佛教部派發展，對明清佛教研究基礎文獻史料的整理有傑出貢獻。其大作《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已成為明清佛教發展史的經典，其又有論文專論晚明的華嚴宗、臨濟宗三峰派。荒木見悟、長谷部幽蹊、野口善敬三者的研究成果，目前可以說是明清佛教研究的一大里程碑。

整體來說，佛教方面的學者對佛教自身的問題十分關心，但對於文化相關的分野極少觸及，對《大藏經》以外的材料大部分往往未能給予適當的關注，連當時著名文人別集，如袁中郎（1568－1610）、錢謙益（1582－1664）等人之著作皆罕所寓目（唯一的例外是荒木見悟先生），故亦極少以宏觀的文化視野省視當時的學術、文化等問題。筆者主要關注於明清佛教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詩禪交涉與遺民出家兩個重要的文化現象。

二、明清佛教文化的精神特質

一般談論明代佛教，喜以馬鞍為喻，謂兩頭高起，中間平落之勢。一般的觀察往往如是，明初高僧輩出，中葉一度衰歇，到晚期又有復興之目。雪浪洪恩（1545－1608）、萬曆三高僧（憨山德清、雲棲袾宏、紫柏真可〔1543－1603〕）、月川鎮澄（1547－1617）等人橫空出世，禪家講家紛然勃興，淨土法門與清規戒律，一時成為叢林關注的焦點。關於明清佛教發展的歷史軌跡，前人言之已詳，茲不辭費，不過明清佛教的社會文化性格或許略有可說，筆者管見以為，明清佛教文化性格約有數端可說，大體歸納為「雜多性」、「積極入世」、「跨界互文」，茲分說如下：

（一）雜多性：明清佛教一度被定位為「庶民佛教」，似乎在教理教義無甚可觀。事實上，佛教經典的注疏的數量遠邁前代。禪門大德也有各種創造性的說法，也曾流布異國，例如雲棲袾宏《禪關策進》、無異元來《參禪警語》在扶桑影響深遠。另外，就文學來說，傳統上只講詩禪不二。宋代以後，詩歌之外，小說、戲曲、講唱文學，莫不皆可見佛教的投影。當然宣講、廟會、朝山等種種宗教活動也是顯而易見。從文士風雅到庶民趣味，從高深義理到社會救濟，焉能以「禪道變衰」或「庶民佛教」一語可以統而括之。就佛教著作的種類、數量與作者背景分析，種種複雜的層次紛然並陳，可謂「雜多性」的充分體現。

（二）入世性：大乘菩薩道強調慈悲利他的基本精神，原無足深訝。但明清時期的佛教積極強烈的社會性格，可謂特出之例。以明清鼎革時期為例，不同的政治立場的僧人在歷史舞台都有十分醒目的角色。明社既屋之後，士人依政治立場分為新、舊兩派，佛教叢林亦不例外，不事新朝的僧人，學界慣以「遺民僧」名之。遺民僧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筆者亦曾有專書探論。然而相對於遺民僧的熱況，政治立場傾向於有清一代的僧人似乎問津者寡。事實上，新朝派的僧人也不容忽視。清初漢僧敕賜禪師封號人數不少，較為知名者，至少有大覺能仁普濟國師玉琳通琇（1614－1675）、玉琳通琇弟子笻溪行森（1614－1677）、弘覺禪師木陳道忞（1596－1674）、明覺禪師憨璞性聰（1610－1666）等人亦嘗接受清世祖順治帝的敕封。透過憨璞性聰之薦，玉琳通琇與木陳道忞二人皆曾應清世祖順治帝之詔請入京說法，從而成為當時叢林與士林熱衷談論的話題，轟動一時，二人的著作亦豐，雖與當時江南浮屠遺民的政治立場不盡同調，但從清代佛教思想史的角度，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自不待言。遺民派的僧人強調救國，新朝派的僧人強調護國，雖然政治立場有異，但其具有強烈的社會屬性則無有異也。更具體的說：應該是「世、出世間，打成一片」。

（三）互文性：明清時代佛門具有強烈跨界論述的文化傾向，最明顯的是說儒佛一致的高僧大德不知凡幾，「儒家的骨，反在宗門」一語在明清之際的宗門俯拾即是一事便是最佳例證。具體言之，晚明思想家管東溟以《華嚴》說《易》、蕅益智旭以禪解《四書》與《周易》，此儒家也。道家中，則以《莊子》最受佛門重視，覺浪道盛（1593－1659）《莊子提正》、無可弘智（方以智，1611－1671）《藥地炮莊》、俍廷靜挺（徐繼恩，1615－1684）以禪解《莊》，側重將禪宗與道家《莊子》做有機的結合。文學藝術更為清楚，除了講詩禪不二大行其道之外，湯顯祖（1550－1616）受紫柏真可大師影響，創作《玉茗堂四夢》等傑出劇作，已是學界老生常談。覺浪道盛說「盡大地是一戲場」、金聖歎借趙州和尚無字公案說《西廂記》，將戲曲也納入禪林文化論述的視野。文學之外，有用琴說法的東皋心越（1639－1695），也有大談畫禪不二的董其昌（1555－1636）、苦瓜和尚（道濟，1642－1707），更不能忘了畫藝精工絕倫的髡殘石谿（1612－1692）、漸江弘仁（1610－1664）等。除了說明禪林文化的無遠弗屆之外，不同場域之間的相互借鏡取譬蔚然成風。不僅是遊戲筆墨，更有直探價值本源與規範疆界基準的用意。

「雜多性」、「入世性」、「互文性」可以說是明清佛教顯而易見的特質，當然也有部分時代思潮也反映在明清佛教文化，例如「回歸原典」或文獻復古輯佚之風也不難在佛教找到類似的呼應，特別是藏經的刊刻，影響亦極為深遠。但筆者以為：明清佛教中，「雜多性」、「入世性」、「互文性」三者光譜的交相映襯，成就此際佛門多元精彩的精神特質，藏經刊刻、回歸原典等風氣也是在此光譜映襯之下探尋神聖根源的必然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