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416期：威儀好好

【佛學人物】
青年學者的探索與反思（上）——林佩瑩（輔仁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

從國際關係「轉行」佛學研究，
從英國倫敦、日本京都到以色列特拉維夫，
從禪宗史到菩薩戒研究，
80後的青年學者林佩瑩，經歷多元豐富的學習環境，
也開啟了不一樣的研究視野，
一路上有哪些觀察，又領悟了什麼樣的人生哲學？

■　採訪整理／許翠谷

一、請教您求學及從事佛教思想研究的因緣。

答：接觸佛教算是偶然。大三那年暑假，我和一個朋友參加暑期營隊，回來不久便接獲她去世的消息，雖然和那位同學不熟，但有個年紀相仿的人突然間過世，讓我很訝異：生命竟如此脆弱，於是開始思索生命的現象，但我沒有答案，為此失眠了很多天，也不曉得該上哪兒找答案。

很巧的是，我的一位師長突然打電話給我，說她一直夢到我，因此想來臺北找我談談。那位老師學佛很久，她來找我，就是要帶我認識佛教。我從未接觸過佛教，聽完老師的說明後，才知道原來佛法就是在解開生命的疑惑。

那個晚上算是人生的轉捩點。我們徹夜長談，並看了《大寶法王傳奇》紀錄片，內容講述大寶法王逃亡的經過、他的生平以及日常修行，由於內容太精彩，我竟然欲罷不能，一口氣將三個多小時的影片看完，內心悸動不已--這世上居然有人24小時都為了他人的利益而活！

這讓我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雖然臺大的學風自由開放，學生也積極進取，可是每個人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自己，所以當我第一次看到全然不同的生命觀時，非常震撼。如果人生可以選擇，我會想要成為哪一種人？

原本我對國際關係很感興趣，也打算投入學術研究，可是經歷這些事情後，我希望將來從事的學術工作可以和生命結合。就在我思索未來方向時，那位師長介紹我一位從英國學成歸國的比丘尼，法師帶著我認識《大藏經》，也給了我一些建議，於是大四那年，我開始學梵文，並選修佛學相關的課程。大學畢業後，順利申請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就這麼踏入了佛學研究領域。

二、為何選擇唐代、禪宗史作為主要的研究範疇？受到哪些師長或大德的啟發？

答：坦白說，大學剛畢業就出國，而且是一個全新領域，自己也是戰戰兢兢。因為並未設定要走什麼領域，之前在臺灣已經有梵、巴的基礎，原以為會持續朝這方向發展，所以也選修印度佛教、西藏佛教等，後者比較偏向人類學的研究取徑。在這麼多課程中，我卻和教授中國佛教史的巴瑞特（Timothy H. Barrett）特別相應，小論文也寫得特別好，很自然地就跟著他走入中國佛教史的領域。

我的碩士論文是透過《成實論》看南北朝時期佛教與帝王政治的關係，在研究碩士階段時，考量只研究南北朝有其局限，於是博士班時，進一步將研究範圍延展至九世紀的東亞，以禪宗系譜和戒律的關聯性為主軸。

先前提到的師長和比丘尼，為我開啟了一扇門，而真正引領我走上佛學研究這條路，對我影響最直接也最深的，則是指導老師巴瑞特。

巴瑞特師承唐代佛教權威威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 1929～），兼具英國和美國的學術訓練，他一方面遵循傳統，但思路又很開明，相當受學界推崇。

巴瑞特做研究有個特色，就是重視全面的視角。巴瑞特曾為《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寫過一本《唐代道教》（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對我們來說，巴瑞特是佛教學者，但如果問到道教的研究圈子，他們也可能告訴你：「他是道教學者！」因為他涉足兩邊。

巴瑞特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李翱的〈復性書〉，他在分析〈復性書〉時發現，唐代文人所處的思想環境相當多元，要了解李翱的佛教思想，必須從他的交遊來理解，不能單從佛教來談，自然看出不一樣的心得了。

記得我讀完夏復（Robert Sharf）的《走進中國佛教：寶藏論解讀》（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後告訴巴瑞特：「我發現要理解唐代的佛教，必須同時理解道教。」他聽了很用力地點頭，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正在做道教研究，後來才曉得他因為這樣一個概念才會深入道教，並藉此回過頭來檢視佛教。

他帶學生的方式也不是傳統循序漸進的模式，若似天馬行空，而且他總是鼓勵我和其他老師討論，這也是他與眾不同之處。也有指導老師希望學生在自己的門下好好學習，先不要到處參學，以免失焦，但巴瑞特不這麼認為，他希望我能獨立思考，自己去摸索、觀察、突破。

巴瑞特寬闊、包容的視角影響我很深。我在博士班最後一年發現一條材料，收錄於《全唐文》，是韓國人崔致遠寫的《四山碑銘》，他的中文造詣比唐人好，讓我對這個韓國人感到好奇，也想進一步認識韓國佛教，因此博士後我又學韓文，畢竟中日韓同屬於漢語文化圈，本來就應該當作一個整體來認識。在這一點上，我和巴瑞特確實十分相應！

三、負笈英國求學之外，您也曾在日本、以色列、美國從事研究與教學。您觀察這些地方的佛學研究有哪些特色？

答：能透過學術研究，在不同國家待上一段時間是很幸運的事，看到不同的研究風氣和注重的領域，對我啟發很大。

英國和美國的佛學研究都很注重歷史脈絡，因為視其為人的宗教，任何一個觀念的演變，必然離不開個人及其所處的社會、文化、時代背景等。

另一個特點是區域研究。歐美大學的宗教系（Religious Studies）分為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組別。佛教組的老師通常來自不同科系，例如教中國佛教史的，可能也是中文系的教授；研究印度的學者，可能來自南亞系，但他們的專長都在佛教。由於每個人來自不同的傳統和出發點，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佛教，研討時（seminar）特別有趣。

例如，2017年2月我們在柏克萊大學，舉辦了一個關於菩薩戒的會議，邀請不同區域研究的學者參與，討論時才發覺，原來一個概念在不同地區可以產生非常不一樣的發展，而大家都會注意且同意的是，之所以出現這些不同點，正因為佛教本來就是一個歷史脈絡下的產物。

由此也可見，在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念下，理解和詮釋雖然不同，但可以對話。

日本學界重視文獻學，尤其日本學者治學嚴謹，贏得歐美學者的重視與尊敬，不過日本雖然文獻整理得很翔實，相對缺乏論述（argument）。Argument主觀性較強，涉及個人的視角與詮釋。因此日本和歐美雖然取徑、結論不同，但可以互為所用。

反觀臺灣，我們在文獻上的功力不足以和日本抗衡，無法受到歐美青睞。面對歐美與日本學界的緊密合作，我常提醒學生，要不斷地去思考我們的位置與角色何在？

至於以色列，人口和土地都只有臺灣的三分之一，但學術能見度卻相當高。我的觀察是，以色列的研究生或許沒有深厚的知識體系，以及閱讀文言文文獻的能力，但態度相當積極進取，不斷地思考、提問、辯論，也許是深層的危機感，讓他們非走出一條路來不可。學生如此，老師也是。

例如，著名漢學家夏維明（Meir Shahar）就非常有創意，他寫過《濟癲：中國宗教與民間文學》（Crazy Zi: Chinese Religion and Popular Literature）、《少林寺：歷史、宗教和武術》（Shaolin Monastery: History, Religion and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從大眾文學找材料，深入佛教。這些議題，不僅佛教學者，連文學界、民間宗教研究者都感興趣。2016年出版的《伊底帕斯神：中國的哪吒及其印度起源》（Oedipal God: The Chinese Nezha and His Indian Origins），則是從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談哪吒，比對哪吒的印度原型，及其傳入中國後的流變。可見同樣是佛教研究，從哪裡蒐集材料、尋找題材？由哪個點切入？有很多可能性。

此外，歐洲學者傾向談「概念」（concept）、討論特定的關鍵詞彙（terminology），例如「what is religion？」。

這麼看來，世界各地關注的主題、採取的研究途徑，各有巧妙，都值得借鏡。（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