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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學思歷程(四版)
A Journey of Learning and Insight

作者:聖嚴法師

出版社: 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1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寰遊自傳

規格:平裝 / 21x15 cm / 192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0600154

ISBN:9789575987725

定價:NT$200

會員價:NT$156 (7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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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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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禪師.學者.教育家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臺灣過世,接到越洋電話後,立即從美國趕回臺灣,料理他的後事,也就奉他的遺命,繼承他的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此後,我就在美國和臺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

我在紐約也成立了禪中心,成員中以西方人為主,華人較少,我陸續地舉辦了好多次定期禪修活動的「禪七」。為了授課的需要,編成了一本小書《禪的體驗》,內容包括禪的源流、入門方法、禪風的演變、悟境和魔境等,向跟我學禪的人,指出正確的觀念和安全的方法。這是我寫作有關禪學的第一本書。接著由於我的禪七開示,平時的授課,陸續地被整理成文,便相繼出版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1.Chan Magazine《禪雜誌》季刊,2.Chan 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到一九九二年年底為止,《禪雜誌》已經發行到五十八期,《禪通訊》也發行到九十六期。發行的地域相當遼闊,包括美洲、亞洲、歐洲、非洲、澳洲,共三十六個國家地區,所以在禪修道場的世界地圖上,我們紐約的禪中心,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據點。同時,我們從一九八二年開始,設立英文的禪學著作出版社,叫Dharma Drum Publications(法鼓出版社),出版我的英文講錄,到今(一九九二)年底,已有八種,並在英國倫敦的Element出版公司,也為我出版了一本禪七的講錄。使我難以相信的,是義大利的羅馬,有一個出版社Ubaldini Editore, Roma,把我的英文禪學講錄Faith in Mind(《信心銘》)翻成了義大利文,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它的書名是Credere Nella Mente。

正由於我在歐美的英語世界,十六年來,主持了六十多次禪七修行,已被佛教界公認為禪師,所以,除了許多西方人的禪學團體,邀請我指導他們修行及介紹中國的禪學之外,到我執筆寫這本書為止,已經在以美國為主的歐美各國,應邀在四十多所大學,做了百場以上的演講,其中包括各常春藤聯盟大學。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我也在臺灣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轉眼之間,迄今已過十五個年頭,辦了四十四次禪七。其間,有編、有講、有寫,也完成了關於禪的著作七種,其中的《禪門修證指要》及《禪門驪珠集》,是禪宗古資料的新編;《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是我的演講集和論文集。這五本書在國內的反應相當不錯,因此到了一九九一年,便被臺北的圓神出版社,委請散文作家林清玄居士,合編成三本書,標題為《禪門三要》,而在市場的行情,相當的好。我也因此而被國內的許多人士,當作禪師來看。

在前面的第三章第一節中曾經提到,我有禪宗臨濟及曹洞兩系的傳承,禪修上亦曾有過體驗,只是我在沒有到達美國之前,從未考慮過將會成為一位指導禪修的禪師,因緣既然做了如此的安排,也就隨順攝化,負起了傳授禪法的責任。

不過,以我在另一方面的表現,卻又不能說我是一位禪師了。

一九七八年,當時中國文化學院的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西元一九○一─一九八五年),聘我擔任該院哲學研究所教授,及其附設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從此,使我在國內,進入學府,擔起了教育及研究的工作。雖然我還是每三個月要東、西兩地奔走一次,好在有臺北華嚴蓮社的成一法師擔任我的副所長,李志夫教授分擔若干行政工作。我除了教書,僅張羅出版《華岡佛學學報》年刊,不算過分繁重。由於這項職務,使我有機會一邊跟年輕的學生接觸,教學相長;同時跟當時研究佛學的學者們保持聯繫,自己也要撰寫研究性的論文。

到了一九八五年,因為已升格為文化大學,人事及其政策,有了變動,我便辭去了該校的職務,在幾位朋友和學生的期待鼓勵之下,假臺北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創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並且出版《中華佛學學報》年刊。一九八七年七月,奉准教育部立案為乙種研究所,准許我們招收碩士班程度的研究生,但不授與學位。可是,我們的師資、設備、招生的人數及其報考資格,一律遵照教育部對於甲種研究所的要求,並且經過三年的學程,除了必須選修兩種以上的語文,仍得修滿三十六個學分,加上一篇論文,才能夠畢業,所以他們具有碩士的實際學力。故在畢業生中,好多位都考取了公費,留學日本的國立大學,如今已有完成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回國服務的學僧。

我在文化學院和後來升格的文化大學、東吳大學,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任教的學科,曾有華嚴、天台、淨土、中觀、唯識及禪學,當我教了數年之後,學生摸著了門,我則因此而懂得比學生要多,所謂水漲船高,是不變的道理。我很感激有這種的機會。例如:因為要教《華嚴五教章》,所以讓我去看了華嚴學的許多相關論作;因為要我教唯識學,所以蒐集到我能夠發現的有關《成唯識論》的註解和研究論文;因為要我教中觀學,使我閱讀古今中外有關於《中觀論》的註釋、研究,以及各種《中觀論》的異譯本。這些都是我在以往的學程中所欠缺的。當時,我是抱定這樣的態度:我懂得不多又不精,沒有關係,總是要求我的學生們在聽課之後,能夠青出於藍;我自己不行沒有關係,但要坦白地告訴學生,不要以我做標準,當以他們自己能夠做到的標準為標準。這也非常有用,例如當年聽我講中觀及唯識的學生惠敏法師,如今從日本東大完成博士學位回來,已經接替我來教授這兩門課,比我教得更好。文化大學出身的陳英善博士,當年聽我講華嚴和天台,目前就在我們所裡擔任這兩門課程。慢慢地,我把禪學及淨土學,也都交給了年輕一代,如日本佛教大學的文學博士慧嚴法師等擔任。對於現代化的佛學教育,我是一個在篳路藍縷的景況下開出一條小路來的拓荒者,至於寬廣的大道,則有待後起之秀的繼續努力。

我沒有受過現代化的大學教育,甚至也不曾讀過高中,可見,由我來從事教育工作,並不是最恰當的人選,也不會是一個很好的老師。不過閩南語中有句俗諺:「沒牛使馬。」沒有牛的時候,像我這樣的一匹瘦馬,勉強可以代用而已。但我正在從事研究所的教育工作,乃為事實。

又因為我是國際佛教研究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創始會員之一,每兩年在世界各國輪流召開一次論文發表會,我均受到邀請。同時,我們的佛學研究所,也有一份每年出刊一冊的《中華佛學學報》,每次容納二十萬到四十萬字,我就必須每年至少要寫一篇富於學術性的研究論文。其中有連貫性的是對於明末佛教的研究,也可以說,那是我博士論文的後續工作。每篇都以中文撰寫,然後翻成英文。到一九八七年,我將其中的四篇:1.〈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2.〈明末的淨土教人物及其思想〉,3.〈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4.〈明末的居士佛教〉,總共近二十萬字,輯成一書,名為《明末佛教研究》。由於這本書的出版,好多人誤以為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中譯本。其實,我的學位論文是由關世謙先生譯成中文,於一九八八年交給臺北的學生書局出版,列為他們宗教叢書的第五種。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以及後續的一本論著,雖然看的人不多,卻已成為世界各國較大的公私立圖書館東方部都會收藏的文獻,凡是研究中國明清問題的學者,也多會參考這兩本書。可見讀的人雖然少,並不是沒有用。因此,我是一個國際公認的學者,應是無可置疑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