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思．文思
Reflections on Chan and Literature

根據家譜記載與家父口述，我祖先自古定居山東，經多代努力，家業逐漸豐實，多行善舉，甚至有一座家廟，供養著一位和尚，過從甚密，曾祖父臨終時以和尚的黑菩提子念珠陪葬。父親數度提到此事，但我不以為意，一直到多年後學佛，才想到或許祖上在冥冥中就埋下了我學佛的種子，因先母曾表示，我成長的環境欠缺學佛的條件，對我成為佛教徒頗感好奇。

出生南投，大學初遇佛書

我父母親是山東流亡學生，兩家為對面鄰居，在家鄉便結為連理，親上加親，由於時局動盪，家道中落，一九四八年隨學校一路南遷，一九四九年七月自廣東搭登陸艇東渡澎湖，於七月七日登陸。一星期後，父親與其他五千多名男學生在刺刀脅迫下入伍，是為「七一三事件」。根據聖嚴師父方外好友、名作家王鼎鈞先生的說法，「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女生和小男生則留在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繼續就學。母親於一九五一年畢業，渡海來臺，先在高雄鳳林國民學校任教，三年期滿，調任南投縣中寮國民學校。一九五五年我出生於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鄉親寮，為土生土長的南投人，一直以出身純樸的鄉下囝仔為榮。南投是臺灣唯一的內陸縣，中寮更地處偏僻，直到九二一大地震才較為外人所知。

我小時候上的是當地唯一的基督教長老教會幼稚園，星期天則上教會的主日學校，直到高年級為了升學補習才停止，因此對基督教教義稍有認識，但並未受洗。鄉下也有一些民間宗教與不同廟宇，主要是燒香、拜拜、求神、祈福、問卜，小學高年級時遇見六十年一度的醮祭，至今依然記得當時的盛況。同學有時會提到乩童（閩南語的說法是「童乩」），甚至在教室裡模仿神靈附身的模樣，抖身拍桌，大呼小叫，引人側目。這些民間信仰在身為老師的父母眼中都是落伍的迷信，避之唯恐不及。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我，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到正信的佛教。

經過中學六年苦讀，我通過大專聯考，進了國立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離開居住十七年的故鄉，來到臺北指南山下。山上便是道教著名的指南宮，同學們偶爾相約從校園後方拾階上山參訪，吃免費齋飯。但指南宮除了占地更廣、建築更大、香火更盛之外，並未改變我對民間宗教的基本觀感。就當時大學生的環境而言，傳教最力的是基督教，校園旁邊的團契舉辦不少活動，如禮拜和英文查經班，信教的學生也很熱心傳教，吸引了一些嚮往西方文化、靈性探索或想學英文的大學生。相反地，我印象中卻沒有任何佛教組織在學校附近有據點或舉辦活動。由於官方對在學校傳教的禁忌，連校內唯一的佛教團體都取名為「東方文化社」，很難吸引學習西洋語文的我或一般同學。兩教聲勢的對比由此可見一斑，以致時至今日，我大學班上有宗教信仰的同學多為基督徒，正式的佛教徒只有兩、三位。

然而，冥冥中自有轉機。酷愛逛書店的我在學校附近的書店看到一些禪宗書籍，為數不多，幾乎全譯自外文，如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印象較深的是鈴木大拙的著作，這才接觸到佛書，幾乎全都有關中國禪宗，可謂「外銷轉進口」。那些禪宗書籍之所以吸引我，主要是因為其中所載禪師光怪陸離、驚世駭俗的言行舉止，以及一些高深莫測、讀來似懂非懂的公案語錄。大概因為適值大學生階段，那些反權威、反傳統、反流俗的行為特別具有吸引力，許多文字也幽默風趣、高深玄奧，引人尋思、流連，想探個究竟卻又不得其解，愈不得其解就愈好奇、愈被吸引。

那時約略曉得聖嚴法師這號人物，卻不知其詳。直到念研究所時，西語系晚我幾屆的李佩光到農禪寺隨師父學佛、打禪七，送我一本師父的《瓔珞》，素樸無華的封面，平實安穩的內容，令人心生「文如其人、書如其人」之感，這才算與師父初結法緣，但僅止於讀其書，並未興起進一步學佛的念頭。如此一過便近十年，其間陸陸續續看了一些佛書，為在研究所攻讀學位的我提供了若干精神助力。至於閱讀佛書最多的時候，卻是在服兵役那一年十個月，不僅為我提供安頓的力量，並打下信仰的基礎。

苦悶軍旅，難得逆增上緣

一九八六年十月，預官三十六期第二梯次的我於高雄鳳山陸軍步兵學校入伍，接受步兵排長基礎教育。三個月前剛拿到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我，已在中央研究院擔任了三年助理研究員。離開全國最高學術機構，來到「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軍事單位，理個五分頭，頂著南臺灣的大太陽，成為中士入伍生，前後際遇有如天壤之別。同批受訓的預官中以我最年長，比五專畢業生整整大了十歲，甚至比中隊長都年長。在參謀總長郝柏村的要求下，接受嚴格的體能訓練與枯燥的政治教育，每天清晨跑五千公尺，練習班排連攻擊，揹著步槍攻七一四高地，背誦〈國軍教戰總則〉，再加上因跳箱不慎摔傷腳踝……，身心的不適應與苦悶可想而知。我的家庭和樂，一路求學順遂，軍中這段日子成了人生的谷底。未曾真正算過命的我，一度找一位據說功力高強的命理師算命，結論是我正走「空亡運」，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受訓期間遇到「點放」時，當天就得收假歸營，無暇回南投探望父母或回臺北探望妻子，只能在高雄附近逛逛，看看佛書，頂多到佛光山參訪，也曾就近參訪鳳山佛教蓮社，後來才知兩處的住持星雲法師、煮雲法師與聖嚴師父都有深厚的法緣。

四個半月的入伍訓練之後，我被分發到同在鳳山的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擔任隊職官，與學生一起生活。比起在步校受訓，自己可支配的時間多了許多，而且與另一位排長同住一間寢室，有自己的空間與書架。由於輪流值星，每兩週放假一次，其餘時間必須待在學校，不許外出。苦悶中的我深感以往鑽研的文學與生命有隔，無法幫助我處理眼前的困境，於是擱下文學，廣讀佛書。

昔日書中讀到的各種苦，只是抽象的描繪與解釋，如今真正遭遇人生低潮，八苦中除了生、死之外，老、病、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陰熾盛六苦都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體會。我的兩個書架擺滿了從書店和廟宇請回的佛書，包括廣欽老和尚、聖嚴法師、星雲法師、證嚴法師、密宗陳健民上師等代表人物的著作，有空便讀。陳健民上師的《曲肱齋全集》內容豐富，讓我深深感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星雲法師的演講集平易近人，條理分明；證嚴法師的著作娓娓道來，苦口婆心；廣欽老和尚的開示單刀直入，直截了當，尤其那句「做事要心甘情願才會長智慧」，對在軍中的我不啻當頭棒喝。在這些佛書中，讓我覺得最符合佛法、義理、人情的就是聖嚴法師的著作。除了重溫他的一些禪書之外，我還閱讀了《戒律學綱要》這類在軍旅之外難得有時間細讀的著作。此外，一向排斥背誦的我，想到與其背誦〈國軍教戰總則〉，不如背誦佛經，於是花了一些工夫記誦了最短的《心經》與《八大人覺經》（至今《心經》都還是我早課必誦）。許多人認為當兵是浪費時間，對剛踏上學術生涯的年輕學者尤其如此。然而，回首軍中的一年十個月，對人生順遂的我是畢生難得的逆增上緣，讓我直接面對生命中的諸苦，親身體會為何四聖諦中以苦諦為首，以及隨之而來的集、滅、道諸諦。

禪修入門，成為「黃埔一期」

軍中歲月讓我暫時脫離學術環境，閱讀了許多佛書，由於最令我信服的就是聖嚴法師，於是決定皈依，而且知道他的身體一向不是很好，既然有此想法就不宜拖延。於是一九八八年八月退伍後，我於第一個週末回南投拜望父母，第二個週末就隻身來到北投農禪寺皈依，法名「果僖」，成為正式的佛教徒。

軍旅經驗讓我深切體會到書本上的知識在面對人生苦難時往往很難派上用場，學院見聞也讓我認清知識分子的特色與局限。因此，我留意「學佛」與「佛學」之別，注重將佛法的慈悲與智慧應用於日常生活，為自己和他人解決煩惱，而不是累積知識，徒托空言。然而由於研究忙碌，再加上出國研修，一直未能正式跟隨法師修習佛法，頗引為憾。

一九九二年初，我在《人生》雜誌上看到社會菁英禪修營的公告，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禪三，喜出望外，但不確定自己符不符合「菁英」的資格，於是打電話到農禪寺詢問，由趙卯琳師姊接聽。我說明來意，她問我在哪裡服務，我說在中央研究院擔任副研究員，她就說「算啊算啊」，於是我就正式報名，參加了二月九日至十二日的菁英禪修營，總共四十位學員。因為屬於試辦性質，所以沒有「第一屆」的名稱，後來各方反應良好，於是續辦下去，二○○九年後改名為「自我超越禪修營」，至今已四分之一個世紀，接引了許多仰慕佛法的社會人士。有機緣參加第一屆禪修營的我，常戲稱自己為「黃埔一期」。其實，師父領進門之後，重要的是個人的修行，而不是年資的多寡，否則馬齒徒增，只是愧對師父、自己和他人。

首次禪修營的禪堂在法鼓山上最早的觀音殿，如今早已拆除，殿內的觀音座像就是現在法鼓山頂的開山觀音。這次禪修對我們這批平日養尊處優的社會人士可真是震撼教育。一方面光是長時間禪坐就讓眾人腿疼腰痠，吃盡苦頭，全程禁語也讓一些平日口若懸河的教授、民意代表、公司主管很不習慣，三天的集體生活彷彿讓我又回到了學生時代和軍旅生活。另一方面，師父使出全身解數，務必讓我們這些「自投羅網」、「頭角崢嶸」的人滿載而歸，除了親自指導禪修，手持香板巡香之外，特闢講堂授課，解說佛法要義與禪修須知，為了讓我們能把佛法帶下山去，破例允許筆記。總之，除了禪法的觀念與方法的傳授與實作，還有日常起居無微不至的照顧，務使我們在飲食生活安頓的情況下，全心全意學習與吸收，這種為傳揚佛法的努力奉獻與善巧方便，令學員們既感動又佩服。三天的暮鼓晨鐘（實則是「晨鼓暮鐘」），多少敲醒了我們沉睡已久的佛性，不少人在早晚課及懺悔禮拜中熱淚盈眶，甚至落淚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