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思．文思
Reflections on Chan and Literature

梭羅因緣

半個多世紀以來，梭羅一直是華文世界裡最受歡迎的美國作家之一，不僅讀者對他的作品保持高度興趣，隨著時代的發展與變化也不斷發掘出新意。這些都與他的經典之作《華爾騰湖》息息相關。然而，該書在華文世界的遭遇頗為曲折，它的流傳史本身就見證了世事的變幻莫測。

此書於一九四九年首度由詩人徐遲譯成中文，書名《華爾騰》，為趙家璧與老舍合辦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之一。此叢書的「美國之部」由當年美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後任美國新聞總處處長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提議，編委會成員包括鄭振鐸、錢鍾書、李健吾、徐遲等人，總共出版了十八種二十冊精選的美國文學與評論書籍，可謂對美國文學空前的系統性引介，卻因大陸易手，政局丕變，束之高閣，冷戰時期為了避免「為敵〔美帝〕宣傳」，更無人問津，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有人舊事重提，距離該書初譯已數十個年頭。另一方面，費正清離華之後，返回美國學界，任教於哈佛大學，成為中國研究的泰斗。

然而，此書在自由地區的華文世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際遇。一九五二年，此書由香港美國新聞處成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重新印行，書名《湖濱散記》，譯者署名「吳明實」，為「無名氏」的諧音，頗有「假語村言」之意，實則為中文世界引進了一部歷久彌新的美國文學經典。

今日世界出版社在美國官方支持下成立，充當冷戰時期文化外交的一環，精選出版了數百種美國文學、藝術、社會、政治、科學等方面的作品，譯者多為以優渥稿酬禮聘的港、臺名家，如梁實秋、徐訏、姚克、張愛玲、思果、夏濟安、余光中、喬志高、林以亮、於梨華、劉紹銘、朱立民、葉維廉、葉珊等，湯新楣更是一人翻譯了多本，然而「吳明實」的真實身分迄今不明，成為此書中譯史上的公案（我比對兩種譯本，可確定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湖濱散記》是編輯根據徐遲的譯本修訂而來）。

該譯叢中比例最高的是文學，多達上百種，不但有小說、戲劇、散文、詩歌，也有文學史與評論集，為當時封閉的華文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文學與文化資產。我這一代的臺、港學子和知識青年，許多都是「讀它們長大的」。猶記得大一時聽同學說梭羅是跑到湖邊搭屋獨居的怪人，暑假期間特地帶該書回南投中寮鄉下閱讀，雖是透過譯文，但作者的思想躍然紙上，觀察之細微與文筆之傑出也令人折服。大四時在美國文學史課堂上讀到《華爾騰湖》原文，以及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對當時的美國文藝思潮-通稱為「美國文藝復興」（American Renaissance），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當時的我做夢也沒想到多年後有機會走訪他的故鄉康考德，而且不只一次。

一九九二年夏，我赴美國東北角新罕布什爾州達特茅斯學院參加批評與理論學院舉辦的夏令營，結束後當時在哈佛大學深造的好友張力特地接我去盤桓數日。與我是政大西語系同班同學的他說，華爾騰湖離此地不遠，身為美國文學研究者的我既然來了，斷無錯過之理。於是懷著朝聖的心情，由他開車帶我前往，沿湖走了一圈，參訪了當初梭羅搭蓋的小木屋遺址，以及在停車場附近重搭的小木屋，由窗戶向內窺探裡面的擺設，驚訝於作者生活的簡樸，以及由簡樸中孕育出的豐饒生命。後來我把這次體驗寫入為孟祥森翻譯的《湖濱散記》所撰的導論裡。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我在哈佛燕京學社擔任訪問學人，也一度開車帶領來自臺灣和大陸的友人前往湖濱巡禮。小兒參加小學舉辦的足球夏令營，每天上午在學校跟隨教練學踢足球，下午便由黃色大校車載到華爾騰湖游泳，渾然不知自己是在美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湖泊戲水。然而，那兩次的參訪前後不過幾小時，固然是一償宿願，卻未深入當地的歷史、地理與文化。

二○○七年五月至七月，我再度前往哈佛大學，這次完全是為了執行有關梭羅的研究計畫，除了在藏書豐富的哈佛大學各圖書館搜尋資料，也進入侯頓圖書館的特藏室親覽、撫摩一個半世紀前的梭羅手稿，並參加梭羅學會（Thoreau Society）每年七月中旬作家生日前後於康考德舉行的四天年度聚會（Annual Gathering），親身尋訪梭羅的足跡，果然遠非前兩次的走馬看花可堪比擬，對梭羅其人其事以及康考德在美國歷史、文化與文學上的重要地位也有了更深切的體認。

丈量城鎮

我的尋訪分為閱讀和實地，二者相得益彰，其中大約四分之三的時間用於蒐集和閱讀資料，讓我熟悉了當時的歷史背景、時代精神與文學風貌，實地走訪則進一步驗證書面資料，包括梭羅本人的著作，尤其在康考德的四天「蹲點」，該地既無大眾交通工具，又無計程車，我也沒租腳踏車，主要以雙腳來丈量這塊土地，對昔日專長於丈量、步行穿梭於鄉野林間湖畔的梭羅，有了一股更親切的感受。

這次的康考德之行始於七月十一日，前後四天，我改搭火車，拖著一箱行李，從離哈佛大學不遠的波特廣場（Porter Square）火車站搭乘由波士頓北站西行費區柏格（Fitchburg）的火車。當年梭羅在華爾騰湖畔獨居時，這條鐵路正在鋪設，不少愛爾蘭工人散居鐵路兩旁，隨著工程進展而遷移。對十九世紀中葉的梭羅來說，鐵路和電報代表文明的進展，他對物質文明入侵大自然頗存戒心，不時提醒人們要留意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大自然之間的平衡，這些都展現於他的言行舉止與文字論述中。人們公認美國的超越主義（Transcendentalism）成員中，愛默森是理論家，但真正落實到日常生活中的則非梭羅莫屬，兩人形同師徒的關係也成為佳話。

梭羅在愛默森的關切下於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開始寫札記，臨終前不久才擱筆，前後二十五年，逾兩百萬言，其中記載了自己的閱讀心得、自然觀察、所思所感，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從札記中取材、精鍊。此外，梭羅在幾個可能的地點中選定華爾騰湖畔進行他的「實驗」，也是因為那是愛默森的土地。如果說沒有愛默森就沒有《華爾騰湖》，應不是誇張之語（可能是附近另一座水潭）。

為了節省人力，火車站無人售票。火車準時到達，兩位穿著制服的車掌搬下踏梯讓我們拾級而上。車行不多久，其中一位車掌走進我們車廂，到各個座位前詢問剛上車乘客的目的地，依照班次時間、起迄地點、費用剪了一張綠色的票給我，我仔細端詳手中的票，彷彿回到昔日搭車買票的情景。火車一路向西，穿過小鎮與田野，每快到一站車掌便高喊站名，提醒乘客。然而過了林肯一站，下站應是康考德，車掌卻喊出另一個市場的名字，令一些要在康考德下車的乘客，包括幾位西裝筆挺的紳士，面面相覷。等接近車站、看到站名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魚貫下車。

下了火車，只見小火車站的一面牆都是鮮艷的彩繪，畫的全是此地的湖光山色、自然美景。我拖著行李向人打探如何前往鎮中心的旅館，一位善心人士說可以開車帶我去。我們一路交談，得知這位先生幾十年前曾到過臺灣，當時是響應甘迺迪和平軍（John F. Kennedy, Peace Corps）的號召，到開發中國家奉獻自己所長，以促進世界和平。我也提起不久前才去過坐落於波士頓大學附近的甘迺迪圖書館暨博物館。這是唯一設立於新英格蘭的美國總統圖書館，裡面收藏了相關的重要檔案，貝聿銘設計的白色建築襯托著碧海藍天，海風習習，帆影片片，景致甚為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