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啟後的孤僧：東初法師佛教文化學行略探
A Lone Monk Inheriting the Past and Inspiring the Future: An Introduction to Ven. Dongchu's Insight

一、從事社會慈善工作

如前所述，釋東初自建好了中華佛教文化館做為立足基地後，旋即著手進行社會慈善救濟工作，並一直持續至其辭世為止。據其在圓滿了影印藏經工作之後，寫於民國五十年（1961）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記所示，除了印藏外，他最告安慰的則是固定於「每年冬振舉行」 救助貧苦民眾的作為。此如同年七月七日的日記言：

吾人在此足衣足食，苟有一分能力能辦點有利於人者，無不樂意為之，此為東施衣之宗旨也。在此時此地，吾人能化有限之糧，結多數人緣，收無窮之效果，殆為慈濟事業耳。所以余從四十五年起，每年冬天施米施衣，均抱此種宗旨，不求人知、不求有功德，求於心無愧耳！六年來，東此心恆覺力不足，此外心想要做者多。常言之，「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從事社會慈善工作，雖然未必與佛教文化事業有著直接的關連，但在擴大社會參與以及持續累積與分放救助資源的過程，卻更能達到提昇佛教正面形象的實質宣傳功能；此與其重視佛教文化事業做為傳遞佛教理念的構想，確更有著相輔互助的作用存在。

再者，在從事救助貧民的活動以前，他其實也屢次於初始創辦《人生》的階段，每逢天災動亂時際，主動募款資助相關單位。而類似冬賑的這些舉動，其實更是始自民國四十五年（1956）的「冬令救濟」，發放物資區域，「除北投一地，並推及淡水、三重、宜蘭的貧民，桃園的無依軍眷，新莊的麻瘋病院，臺北市空軍育幼院等處」。他不但藉此捐助舉動，「率領貧民念佛、繞佛、開示佛法，普授歸依」，以之落實佛教理念，更從美國「勸募了舊衣物」，經由政府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協商赴美國接艦的海軍艦隊運回臺灣；故此「冬令救濟」乃由最初五十戶人家，每戶八斤米與冬季衣物」，逐步開展成聯合佛教界勸募與發起的盛大行動。

二、創辦《佛教文化》季刊

在《人生》雜誌於民國五十一年（1962）五月二十五日停刊之後，因應當時大陸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強烈迫害與毀滅佛教 的外緣刺激，釋東初除了秉持一貫護教的嚴正立場，起草駁斥文革罪行的宣言外，更在民國五十四年（1965）的七月十五日，正式發行旨在抵禦文革毀佛暴行的學術性刊物-《佛教文化》季刊。

該刊雖然是他準備號召有志同人，編纂佛教歷史文化各種叢書的試金台，並且亦在藉此廣泛收集「具有歷史考核價值」，含括「繪畫、雕刻、碑版、石刻、建築之真跡或照片」，以及「有關大陸佛教文獻及各種圖書史蹟資料」，但其目的則仍首在：維護毀佛浩劫後，恐將造成集體文化斷層殘缺的現象，預作深度性的佛教文化史蹟搶救工作。如其言：

本館同人，以大陸佛教文化，正陷於危難之中，如何保存佛教文化史蹟，使下代對佛教歷史文化研究有所憑藉，其責任當在吾人，是為發行本刊之動機。

事實上，正因釋東初一直深信不疑地，懷抱發揚佛教文化的情操，認為從事佛教文化事業乃是「傳播佛陀德義」，以及「人類慧命與幸福所繫」之保障；尤其又逢佛教幾近滅亡的親身痛楚，是以在將近六十高齡之際，仍不得不再勉力經營此一「保存佛教文化史蹟」的根據地，藉以打動有志之士，凝聚佛門同道的討論與共識，做為標舉「復興中華佛教，發揚歷史文化」 宗旨的繼續推展。

同時，釋東初之所以要重操舊業，除了使命感外，乃是鑑於當時佛教通俗刊物，雖然已屆飽和，但卻未見對佛教文化與思想議題深入探討者，則屬未見之列。且多年存在於佛教界辦理刊物的稿源欠缺與品質低劣之現象，甚至藉此做為營造自身特定利益的舞台，更是當時迄今猶難擺脫的缺憾。正如闞正宗在分析戰後臺灣佛教期刊的發展概況所言：

期刊的創辦是佛教弘法運動中最普遍、最密集、時間最長的，從最初創辦時充滿著對佛法的熱忱，經過三、四十年的演變發展，隨著佛教在臺灣取得相當的成績，而成為所有宗教的「顯教」。有了一定的成績之後，「理想性」似乎也跟著消失，許多在八、九十年代所創辦的刊物，為了與信徒溝通，大半已成為山頭、宗派或個人的「宣傳品」。

這種造勢包裝、自我膨脹的山頭意識，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情形不但未能改善，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正因如此，翻開史頁，如釋東初主持《人生》與《佛教文化》期間，能夠稟持公正維護整體佛教的態度，不但長久關注佛教改革與講學勸化的多種課題，更能刊布其他相關刊物的出版、目錄等訊息，更屬難能可貴的範例了！

當釋東初辦理《佛教文化》之際，由於認為深入整理、探討佛教傳統的歷史與文化軌跡，特別是藉由古今人物地域的多種事蹟與思想之探述，不但能使研究佛教「在歷史上有了根據，然後始有精確合理的解釋」，更得以讓「復興佛教文化的責任」，進而「具有領導世界學術思想的使命」。是以便自然要在文革毀佛的憂患情境中，推動這一具有彙整傳統佛教史蹟與文化脈絡的工作。此可自釋樂觀於發刊詞的〈佛教文化宣言〉得知：

慨自大陸河山變色以後，我國佛教，更陷入艱難之境，法幢有折失之虞，慧燈有熄滅之憂，良以國家不興，國民之恥，佛教不振，佛子之羞，東初法師，有鑒於此，乃於民國四十四年，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以發揚佛教文化為職志，曾發行人生雜誌，影印《大藏經》，流通法寶於四方，續佛慧命於將絕，燃佛心燈於寶島，重振宗風，聯誼外邦，遍洒甘露，饒益群品，今已再接再厲之精神，發行佛教文化，宣揚正法，願法門大德，同發大心，同伸悲願，承擔如來家業，作獅子奮迅，利樂法界有情，學普賢願行，自利利他，淨化人間。

這一刊物雖然僅持續至民國六十年（1971）十二月二十日，到第14期特輯出刊後即告結束，但時間仍達六年之久，而含攝的內容確也相當豐富，不僅持續刊載〈民國高僧傳〉的傳略內容，也包括影印西藏《大藏經》、各區域佛教歷史與人物，乃至相關研究與各種佛教藝文趨向的專論。審視刊物內容，特別在仔細瀏覽釋東初的論述、通啟與信函後，讀者不難發現這份刊物確有生命力，見地高明、深入與精彩之處，更是所在多有。然而，釋東初礙於人力與財力匱乏，而使原本預定之出版時間與計畫，時有延宕的情況發生。最後，此一刊物亦因他的年事已高，且另有編述教史計畫而告終止。

三、晚年著述與國際弘化

在釋東初晚年，最值一提的是他致力耕耘於佛教史的探述與專著。《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等三部史書即為具體呈現的成果。正如前述多處引文所示，這三本佛教史學專書，雖在教界內部受到讚譽與推崇，但也遭到重視客觀性研究的學者（如江燦騰氏），抨擊該著引用史料缺乏清楚的交代（如《中國佛教近代史》有關清代日僧在華活動的主要材料，便取用了水野梅曉與藤井草宣的著作），以及著作論述缺乏精嚴細膩品質的學術水準。江氏等人的批評，確實值得後進讀者與研究人員，留意其中是否存在問題，因而避免陳腔濫調、人云亦云，甚至陷入抄襲、擷取的學術危機，亦可接續前輩業績，進一步向上邁進。然而，我人翻開史頁，研讀歷史的責任也必須再深一層，契入原創者的視域及時代背景，設身處地體會其緣由，才能更清楚史家著述的貢獻功過與歷史洞見之所在。

且就釋東初晚年三部史學專書的成作，分別是在民國五十七年（1968，《中印佛教交通史》），五十九年（1970，《中日佛教交通史》）至六十三年（1974，《中國佛教近代史》）結集出版。當時臺灣的國際、政治與社會氛圍，可以說是處在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識者回顧當時脈絡自不難發現其中處境），更由於中共的影響力逐步上升，強烈威脅、壓迫以中華文化道統自居的自由中國（臺灣），在大陸地區，延續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鬥爭外，對傳統文化，特別是佛教寺院、僧侶、文物等，歷史教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內容載體，幾乎全面性、徹底性地摧殘毀滅，僅就中國史上歷代法難對比之，其場景與漫長的例證，確實也令人怵目驚心。

我人如果設身處地，將歷史的眼光，置放在釋東初當時所處環境，仔細翻閱其著作各章的鋪排安設，乃至書中行文寓意的強烈愛國護教、重視現實改革，寄寓未來佛教藍圖的弦外之音，其實不難發現他為何會把晚年的全副精力，投入在編述史書，表達自己畢生摸索佛教出路的主觀性認識。單就現代學術專業的立場審視，釋東初自難免有意無意地疏漏於純客觀分析的標準程序。但畢生投入在叢林制度、佛教教會與教育工作的實際背景，面臨佛教存亡關鍵的抉擇考驗，我們不難推知，自幼飽讀經史，治學側重古法，關心未來薪火相傳的釋東初，何以仍會歸宗於中國傳統史家偏重的方式：亦即藉助文獻史料的人事傳略，銓次史料、詳細探述，進而發揚作者自身經驗與理念的思想啟蒙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