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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學宗教史 新譯本

印度哲學宗教史 新譯本

作者:高楠順次郎, 木村泰賢

譯者:釋依觀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日期:2017年03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28頁 / 17 x 22 cm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50720441

ISBN:9789570530711

定價:NT$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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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印度文明發展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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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節所述,印度文明之發展可分成三期。第一期是五河流域的殖民時代,第二期是移住恆河流域的時代,第三期是開拓南隅的時代,或可稱為全印度時代。以下依此順序述其概況。

第一期 此一時期與波斯人分開未久,亦即是彼此猶有幾分關係到各自產生獨特文明之時期。其年代雖未能確定,但通常將西元前一千年視為其終期,亦即由此終期往前推進的五、六百年之間。得以研究此一時代的唯一史料,是此時期所出的十卷《梨俱吠陀》。據此等所載,在此時期初始,雅利安民族最為著力的是,征服先住民族(達羅毘荼,可拉利亞以及其他先住民)以開拓其進路。梨俱吠陀神話所揭的達撒(Dāsa)或達斯尤(Dasyu)等黑色無鼻之半惡魔,即暗指此等先住民族。為征服彼等,整備軍容並祈求戰神因陀羅(Indra)加護的讚歌散見於《梨俱吠陀》。又對於雅利安(ārya)的語源,學者之間雖意見不一,但通常視為「高貴」或「信順」之意,彼等於印伊時代自稱雅利安人(ārya)之所以,完全因於意欲藉以顯示先住民族的「下劣」或「不信順神」。從而到了後世,屢屢將先住民族稱為非雅利安(anārya)。又,後世具有階級意味的“varṇa”(種姓),其原意為「色」,亦即白色膚的雅利安民族接觸黑色膚的先住民族之後,見其膚色異於自己,故以「色」作為區別,到了後世,此語被用於指稱階級。與原始民族的生存競爭是此一時期之要務,在種種方面,都留下此一方面的痕跡。到了此時期末尾,被驍勇的雅利安人逐一征服的先住民族終於成為奴隸族,亦即首陀羅(Śūdra)。Śūdra或 Dāsa同是種族名稱,由於彼等是被征服者,故用於指稱奴隸族。

進而就其社會組織見之,彼等語言、習慣、信仰等相同,職業上雖有若干區分,然猶未如後世所見──在同樣是雅利安民族中,分成僧侶(婆羅門)、士族(剎帝利)、庶民(吠舍)等世襲性的階級。亦即同一人有時執刀,有時祭神,有時則手執鋤頭,或是父子職業各異。又,同是雅利安民族,由於移住有先後,住處亦無連絡,政治上無法統一,故初始就有種族(Jana)之區分。《梨俱吠陀》中的五種族(pañca janās)即此,恐是普魯(Pūru)、土瓦夏(Turvaśa)、雅都(Yadu)、阿笯(Anu)與杜魯夫優(Druhyu)等五族。縱使此五族之說稍嫌過分,但有各種種族的區分,當是無可懷疑。種族之中,更有部屬(viś)之區分,部屬之中又分為聚落(grāma),但有時村落與種族也被當作同義語使用。村落中,有木造房子,單婚制的家族住於其中,以家長為中心,經營職業或舉行祭祀。此一時期尚未有如後世所見的都城制度,但在一家或一村落之周圍,都有簡陋的,用以抵禦外敵的土塀或石垣等設備。此名之為普爾(pur;後世的都城)。統領此等種族或部屬之「王」(rāj),有時是世襲,有時是依選舉,但無論經由世襲或選舉,皆無專政之權,重要事件皆由會議(samiti, sabhā)決定,作為戰爭之統率者是其任務之一,至於其威嚴之維持,或依人民隨意上納,或仰賴自己本有的財產,因此不另訂租稅徵收。如是,雖血族相同,由於有種族以及國王之區分,故與先住民族爭鬥之外,也有同族相爭的情形。例如十王聯合,奉以維修瓦米特拉(Viśvāmitra)為帝師(purohita)的巴拉達(Bharata)王為盟主,共同攻打以瓦希希達(Vasiṣṭha)為帝師的特利斯(Tṛtsu)族蘇達斯(Sudās)王,是最為顯著之事蹟(參閱梨俱吠陀三,五三。七,三三。七,八三。)兵士的種類有步兵、車兵,各以金屬所製之甲護其頭首,以楯(varman)蔽其肩,以弓、槍、刀、斧等攻伐,彼等相信為同族戰死者得以生天,故能驍勇奮戰。

平時的主要職業,當然仍未脫離遊牧時代之所行,牧畜居其第一位,畜養牛、馬、羊、野羊等。其中以牛最為重要,引起戰爭的動機主要也是為奪取其他種族之牛,因此,保護自己種族之牛,也是國王的任務之一,此依具有戰爭之義的gaviṣṭi,其語源為「求牛」,而意為國王的gopā是「守牛」,得以知之。亦即對於彼等,牛是財產的主要部分,如同現今的金銀。因此在吠陀的讚歌中,常將牛視為聖獸,將牛比擬為神事。例如將眾流注入印度河形容成犢子追從母牛,將天之降雨比喻為牝牛出乳,或直接將雲比喻為牝牛(pṛśni, gṛṣṭi)。《阿闥婆吠陀》所以將牡牛(anaḍvān)與牝牛(vaśā)視為宇宙大原理,無非是此一傾向的極端發展。基於畜牧之次的,是農業,且是印歐時代之職業,故鋤鍬等機械類亦見完備。但所種植的,主要是大麥(yava),猶未有以水田收穫稻米之知識。此外,工業也相當發達,已有木匠、陶器師、鍛冶師、織物師等分類,商業方面,已脫離物物交換的程度,但尚未有金銀貨幣,交易時,主要是以牝牛作為標準。

宗教方面,如後文所述,主要是天然崇拜,下流社會亦交雜庶物崇拜(fetishism)與幽鬼崇拜。初始確然的階級的僧侶並不存在,任何人皆得以祭神讚美神,向神祈願。雖是如此,但就此時代而言,有訓練的信仰及優美的讚歌仍非一般人民所能,而是需要透過宗教專門的「聖人」(ṛṣi)之口。《梨俱吠陀》將如此的聖人稱為七聖(sapta rṣayas),彼等作為神與人之媒介而備受崇敬,《梨俱吠陀》主要是此七聖及其同族所作讚歌所成之集錄。從而雖然未如後代的婆羅門族之專擅,但已產生凡有特例的祭祀,必須仰賴承傳家風而成為宗教專門者的風習。國王必置如同帝師(purohita)之僧官,由此僧官代替自己向神祈禱。在軍陣中,彼等於祈禱降伏怨敵之外,亦作為參謀,參預帷幄。如此的風習長久持續下來,宗教儀式日趨複雜,終於產生婆羅門此一階級。在此時代之終期,僧侶別出之鋩鋒已現。

 第二期 此一時期,先住民族完全被印度雅利安人種征服,歸順者被當作奴隸,不順從者被驅往南方,而雅利安人從初始定居的閻牟那河上游之俱盧,亦即所謂的中土(Madhya-deśa),漸次南下而及於恆河下游流域乃至第二個三角形的全部。年代上,大致是紀元前一千年至西元前五百年。大抵而言,第一期時,彼等眼界僅侷於五河流域,既未觸及雪山,亦不知海,對於恆河也僅依傳聞而得知。然而在親眼觸及較印度河雄大之恆河,且進入土地如此豐沃的大平原,彼等眼界逐漸寬廣,生活狀態自然也產生變化,其文明遂有顯著進步。相較於第一期,此一時代的特色在於事物之整頓,尤其在社會制度上,世襲的四姓制度趨於固定最為顯著。亦即在專司宗教的婆羅門(brāhmaṇa);獨佔政事軍事的王族(rājanya),一名剎帝利(kṣatriya);專營農工商的吠舍(vaiśya);專務勞作侍奉的首陀羅(śūdra)等人之間,訂出先天不可違犯的制度。之所以如此,其因大抵是相對於第一期的遊牧風習未脫,在此恆河平原已以農業為主,由此遂產生定住的傾向並形成分業的社會組織。若進而一一予以探究,在此時期,其語言亦異於梨俱吠陀時代,其宗教儀式益趨複雜,最後形成若非自幼即特別接受宗教教育,則不得進行祈禱或祭祀,不能成為神與人之媒介,因此,宗教之特權自然轉移到古聖的子孫身上,此即婆羅門此一階級產生之原因。在第一期時,其地位猶如酋長的小王,此時因逐漸併吞其他小部落而成為大王(samrāj),為拓展其權威或基於自衛,各族之王需要有訓練的常備兵,因此,武士也成為世襲,此即剎帝利階級產生的原因。除此之外的人民則專門從事生產,且是子孫相續其業務,吠舍,亦即庶民階級遂由此產生。前揭三姓同是雅利安民族,都享有唱誦吠陀及祭拜神祇的權利,若到達相當年齡,可依宗教生活而獲得新生命,故稱為再生族(dvija)。反之,第四種階級的首陀羅是被征服的歸化蠻民,無法獲得前三階級所享權利,故被稱為一生族(ekajāti)。社會制度所以如此分化,是此一時期之文明已趨向複雜所致,但也因於分化,其文化在種種方面趨於完備。尤其就其宗教而言,婆羅門教之確定是在此時,儀式制度乃至與此有關連的神學哲學也是在此時期完成。換言之,此一時期的精神文明完全是以婆羅門教為中心而發展的,故又可稱為婆羅門文明。

就政治的方面而言,異於第一期的國王是依選舉方式產生,此時期的國王是由世襲或兵力而得其地位,故其住所皆築以堅固城壁,並向人民徵稅(通常是六比一),藉以豢養臣下與兵士,故有威容堂堂之景象。如是,強大的種族分別散居於恆河兩岸,彼此對峙,動輒國王親自率軍進行種族間之大戰。敘事詩《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中,庫魯(Kuru)族因親族不和而導致當時全部種族參戰之記載,固非全然歷史事實,但視為傳述大戰之史料,應無可懷疑。

當時所發生的戰爭,雖說是種族之間的戰爭,但實際擔當其任的,只是士族,庶民並沒有參預。從而此一時期,由庶民所經營的農工商業等都有順利的發展。此時已有水田之開闢,耕稼之道也大為進步,幾乎已將米當作常食,木工、土工、石工、金工等種種工藝上的設備也頗為進步,此外,已採用水利的運輸而商業之交易日漸頻繁,相較於前期,各方面都有顯著的發展。此一時代,尤應注意的是,學間的分科也非常發達。《夜柔吠陀》與梵書、奧義書是其特產,無庸贅言,現今形態的《梨俱吠陀》之整理,是在此時期。對於當時主要的學業,《普利哈多阿拉笯亞卡》(Bṛhadāraṇyaka up. 二,四,一○)揭出《梨俱吠陀》(Ṛc)、《夜柔吠陀》(Yajus)、《沙摩吠陀》(Sāman)、《阿闥婆安其拉斯》(Atharvāṅgiras)、史傳(Itihāsa purāṇa)、學藝(Vidyā)、哲學(奧義書)、韻文(Śloka)、略詮經(Sūtra)、字書(Anuvyākhyāna)、釋論(Vyākhyāna)等名。《姜多其亞奧義書》(Chāndogya up. 七,一,二)揭出《梨俱吠陀》、《夜柔吠陀》、《沙摩吠陀》、《阿闥婆吠陀》(以上四吠陀)、史傳、吠陀中的吠陀(文法)、祖先祭法(Pitrya)、數學(Rāśi)、占學(Daiva)、曆學(Nidhi)、辯證法(Vākovākya)、政治倫理學(Ekāyana)、神學(Devavidyā)、祈禱學(Brahmavidyā)、妖怪學(Bhūtavidyā)、軍學(Kṣatravidyā)、星學(Nakṣatravidyā)、蛇學(Sarpavidyā)、魔學(Devajanavidyā)等名。從中可以窺見當時的學問研究已遍及各方面。要言之,第二期是婆羅門文明時代,印度特有的制度、儀式與思想等,大抵是於此時期發生或成立。

 第三期 此一時期的雅利安人種不只居止於恆河一帶,更進而推向僻陬之地的高原濱海地區。此乃雅利安民族文明遍及於全印的時期,年代上,是紀元前五、六世紀及至現今。詩篇《羅摩衍那》(Rāmāyaṇa)所述若是史實,則其所暗示的,正是其南進初期之狀態。該詩篇載有「阿優提耶(Ayodhyā; Oudh)之皇子羅摩被貶居於溫提耶山之仙窟時,楞伽島(Laṅkā; Ceylon)之巨人拉瓦納(Rāvaṇa)攫奪其妃希妲(Sītā),羅摩遂結盟南濱山地之蠻民,攻入楞伽島而恢復其名譽」的故事。固然僅只是詩話(Kāvya),但從「中土地區的皇子被放逐至溫提耶山,爾後結合南濱蠻族,渡海攻入楞伽島」等等的傳述,大致可以推想出雅利安人種開拓南方的順序及其方法的歷史背景。總之,直至雅利安民族以種種努力將其文明移植至楞伽島,印度全體的文明史才能說是開啟其幕。尤其佛教之興起是在此時期之初期,藉由佛教所傳,暗黑的印度歷史略得瞭解,故嚴格說來,印度直至此時才步入歷史時代。

雖然如此,今無法就其全體大約二千五百年的文明發展狀況予以簡單概述,因此,在此主要是就其初期的特色述之。

首先就政治方面觀之,此一時代的特色是王者的權力大為增長,種種文明之施設皆出於其方針。若依據奧義書所述,在前期之終期雖能見此傾向,但精神界方面,王者的權力猶未及於婆羅門,然而在此時期,隨著王族統治權擴大,其意志已能左右一代之風潮,甚至在教學上,其地位也在婆羅門之上。就此而言,前期文明若稱為婆羅門文明,則此時期之文明可稱為剎帝利文明。從而在理解其文明之發展上,有必要就起伏於此一時期的王朝系統加以論述,故略述其主要者如次。依據佛教方面的記錄,佛陀住世時(西元前五,六世紀)的印度,以摩揭陀的醯須那伽王朝(Śiśunāga)為中心,有十六大國以及無數小國林立,彼此經常戰爭攻伐,各國都想要掌握霸權。對於轉輪王(Cakra-vartin)出世之想望,即是於此形勢下產生,亦即以武力與正義統一四海,是當時王者最大的理想。如此的理想雖說不可思議,但在亞歷山大王入侵印度(327 B.C)之後,西元前三世紀的阿育王(Aśoka, 264~226 B.C.)曾一度實現。阿育王是摩揭陀孔雀王朝 (Maurya)的開創者旃陀羅笈多(Candragupta)之孫,亞歷山大王過世後,奪取希臘所佔領的五河流域的旃陀羅笈多,繼續展現其攻略四方之餘威,從南方的迦陵伽(Kaliṅga)、錫蘭島,直至北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都成為其版圖,握有所謂全閻浮提(Sakala Jambudvīpa)之統治權。不只如此,阿育王更是有名的佛教信奉者,彼篤信三寶,施行慈悲寬容之德政,更派遣佛教傳道師四處弘揚其德化,足跡幾乎遍及全印度。亦即彼以武力與正義號令四海,完全是轉輪聖王的表現,故此一時代實是印度文明史上、政治史上,空前絕後之盛世。然此盛世在阿育王晚年略見衰退,及其死後,大印度又再度分裂,處處可見小國對立。其中最為強大的是,由案達羅(Andhra)族而崛起的案達羅王朝,彼於西元前一世紀左右取得勢力,在征服摩揭陀之後,繼續於南邊擴張其勢力,其勢力持續至西元後五世紀左右。至於北方,西元前一世紀左右,希臘人的彌蘭多羅斯(Menandros),亦即佛教所說的彌蘭陀王(Milinda),脫離當時殖民地政府的大夏(Bactria)之統治,自稱旁遮普(五河)皇帝,武威振於四方。其次是有名的大月氏族的迦膩色迦王(Kaniṣka),彼以犍陀羅(Gandhāra)為首都,其威勢風靡至中亞及印度內地。關於迦膩色迦王的年代,雖有異論,但大致可視為西元後二世紀。彌蘭陀與迦膩色迦王都是外國人,但當彼等進入印度後,都信奉佛教,尤其迦膩色迦王實堪與阿育王匹敵,在興隆佛教上不遺餘力。其次在此地稱雄的,是由波斯入侵的薩王朝(Shah),彼等以庫夏拉特為都,屢屢與印度內地諸王交戰,大致在西元五世紀,彼此的爭戰都還持續著。又,純粹是雅利安人種,統領中天竺的是,笈多(Gupta)王朝(300~450 A. D.)的超日王(Vikramāditya,c. 400 A. D.)、戒日王(Śilāditya Harśavardhana c. 620~645 A. D.)等。彼等都獎勵文學技藝,護持佛教與婆羅門教,對於精神文明之推進大有助益。法顯三藏旅居印度時,正是笈多王朝時代;玄奘渡天則是戒日王治世時期。其後的二、三世紀,欠缺有力的王統,但到了第十世紀,拉吉普達(Rājpūt)族擁有勢力,統治中北印度,強盛一時。但此一時期,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人正欲入侵印度,故拉吉普達族人合力聯手壓抑佛教,企圖藉由全民一致的婆羅門教信仰,得以對抗伊斯蘭教徒入侵。雖然如此,從十世紀至十一世紀,阿富汗王默罕穆德(Mahmud)仍有十七次攻略,自此以來,伊斯蘭教徒的勢力逐漸盛大,到了十六世紀,阿克巴大帝建立蒙兀兒帝國(Mogul Empire),拉吉普達的諸王國幾乎都在其統治之下。但阿克巴大帝的勢力並沒有長久持續,自十五世紀以降,以印度為其殖民地的歐州人,諸如葡萄牙人、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等相續而至,各自以其本國力量次第發展,到了十八世紀初,蒙兀兒帝國瓦解。國土大部分歸於英國人之手,直至今日。今後的印度政治上如何變化將是各國政治家、文明史家等最為注意與觀察的問題。

更就此期間的文明大勢見之,首先就其教學而言,總的說來,其一般的學問已脫離教權束縛,得以自由探究,此一時期之初期,已具有能將先前亂雜處理的種種問題予以分科與組織的特色。於其前期當然也有若干學問性的分科,例如奧義書中也可見自由地探究,但終究仍是處於婆羅門主義的束縛之下,其處理方式未能脫離混沌之域,但到了此時期,無論宗教,或哲學,或科學,都被當作是獨立的問題而論究。之所以如此,其因在於前期的婆羅門教已不能滿足人心,傳承束縛較少的剎帝利已取得勢力,進而察覺到學問之範圍既廣且深,若無專門研究則不能究其蘊奧等等。尤其在宗教、哲學方面,產生主義與信仰不同的無數流派,其中由王族出身的佛陀所開創的佛教,不僅千數百年來照亮印度思想界,更給予全世界莫大的光明,此乃此一時期最應予以注意的現象。就此而言,在哲學、宗教史方面,相對於稱前二期為無學派時代,此時期可名之為學派時代或佛教時代。又,此一時期,在科學上也有顯著的進步,先前業已存在的天文學其後受希臘影響,更見精緻;醫學非常發達,有種種醫典(Āyur-veda)之撰述;亦盛行音樂的研究,因而有《乾闥婆吠陀》(Gandharva-veda)之編輯;軍學逐漸精巧,故有《軍典》(Dhanur-veda)之撰述;對於數學,也施以精密之研究,此依《數量經》(Śulva-sūtra)之撰述,即可知之;其他諸如工學、辯論學等等科學性的分科,在西元前也早已發達。雖然如此,總的說來,印度是熱帶國家,生活上無需太大費力,因此直至後世,基於生活必要而發展的形而下的學問較無進步,可以說是最為遺憾的。

其次在文學史上,應予以注意的是,自此時代初期,文字的使用已趨明顯,而且華文體,亦即梵文(Saṃskṛta)文體已被制定。文字的使用,其實於其前期業已存在,但未能獲得明確跡證,然而在此時期,最遲西元前三世紀,從阿育王(Aśoka)的刻文明顯可見其跡。此阿育王刻文是阿育王布告於其領土之內,故其刻文必是當時一般人士所能了解。但字體未必一樣,是因地而異。印度所流傳的字體有二類。有左行與右行等二種。前者稱為驢唇字(Kharoṣṭhī),後者稱為梵字(Brāhmī),二者起初都是閃族所輸入的文字,但經過年代推移而有所改變。言語方面,初始雅利安人還滯居五河流域時,相同種族之間所用語言相同,但隨著時空不同而有相當變化,到了此一時期,各種方言流行,且互不相通。此即所謂的自然語(Prākṛta),亦即俗語。因此,在種種俗語之外,有必要製作一種標準語,此即華文體制定之動機。雅利安人遠從吠陀,近取梵書、奧義書之語法,予以整理而訂定出一種文體。研究吠陀語法的人,西元前五世紀,有亞斯卡 (Yāska) 其人;西元前四世紀,由波你尼(Pāṇini)完成梵文文法。相對於俗語,此種文體被稱為華文,亦即「完成語」(Saṃskṛta),是全印度都公認的文體。此梵文之制定,在文學史上是非常顯著之事件,通常印度文學史家將前二期稱為吠陀文學時代,第三期以後稱為華文時代,是文學史上的一大分界線。

文體既定,且有文字之使用,故於此時期自然產生諸多重要的著述。婆羅門主義的聖典固然毋庸贅言,佛教中,以梵語書寫的經論數量相當多。純文學方面,以《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大敘事詩為先驅,或成為古傳文學(Purāṇa),或成為種種戲曲,對印度文學界大有貢獻。尤其印度文學界之先覺馬鳴菩薩(Aśvaghoṣa)所撰大作,以及命世詞宗迦里陀莎(Kālidāsa)所撰名劇,千年以來,仍令世人讚嘆不已。

此一時期,隨著佛教興盛而勃興的美術思想,在印度文明史上也應予以注意。印度本是思想之國,對於以文字表現聖教頗有忌諱,何況是建築殿堂或崇拜神像,凡此,皆前所未有。自佛教興起後,產生崇拜佛陀遺物之風習,處處可見卒堵婆之建立,更且採用波斯式的美術或希臘式的美術雕刻佛之本生或現生事蹟,乃至佛像、菩薩像、天像等。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所建,用以紀念佛的大石柱之彫刻中,可以窺見正是受到波斯影響,而犍陀羅式的美術中,顯然有希臘的風貌。因此,無論是笈多王朝之美術,或是波羅王朝之美術,都是以佛教為中心,對美術之發展大有助益,且逐漸形成印度特有之法式,其方式甚至影響到中國及日本的佛教美術。建築方面,在前期,住家城廓之外,並無寺社等聖殿之建設,但在此時期,佛教之卒堵婆與僧庵之制大為發達,終致出現宏偉的大建築。此中,巍然聳入雲間的山崎大塔及菩提伽耶大塔,或阿姜達及卡利(Kārlī)大石窟寺院等等,都是佛教的藝術,其之興建,早則阿育王時代初期,遲則西元後六、七世紀。即使印度教及佛教已見衰頽,然此佛教藝術之影響仍然興盛,猶有種種宗教藝術品出現,長久維持著印度美術之命脈。遺憾的是,伊斯蘭教入侵以後,此等藝術品遭其毒手,珍貴逸品消失不少,所幸作為補償,伊斯蘭教式的大建築繼而出現,亦足堪告慰。尤其堪與日本的日光相比擬的阿庫拉的寶珠殿(Tāj mahal,泰姬瑪哈陵),其美麗的建築即出自伊斯蘭教徒之手。

最後概觀此一時期的社會制度,成立於前期的四姓制度,因佛教的平等主義雖大為緩和,但事實上仍具有勢力,在種種方面,是社會之慣例。尤其恐是為與佛教相抗,故相較於前期,更是嚴格主張應確守婆羅門主義的聖典等,若有違犯,即以大罪論之。依據西元前第四世紀滯留摩揭陀的希臘人梅卡斯蒂尼斯(Megasthenēs)所述,當時的社會階級,有學者、文官、武官、警官、農民、牧畜者與工術者等七種,爾後更有諸多區分,而理髮師、洗濯業者、汲水業者、廚師等是父子世襲之職業,且也形成社會上的一種階級。如此的風習至今猶存,各個業者恪守己業,不能逾越其他領域。十世紀以後,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侵入,基於其宗教信仰,在某種意義上,也產生出社會性的區分,伊斯蘭教信者(Mohammedan)、基督教信者以及信奉印度教的興度(Hindū)等等,彼此之間存在著幾乎不可侵犯之區隔。印度人在政治上無法一致團結的理由,多半肇因於其繁瑣的階級制度,以及因宗教信仰所產生的社會性區分。此從印度國勢達到最為隆盛的時期,是在以平等主義的佛教為國教的阿育王時代與迦膩色迦王時代,得以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