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以民國南京為中心（1912-1949）
The Reform of Modern Buddhism in Local Communities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Nanjing, 1912-1949

距今二十年前的暑假，尚在念小學的我參加學校組織的夏令營活動，第一次來到南京。夏令營安排的住宿地就在南京大學，三天的旅程中有兩處宗教場所的參訪，一處是靜海寺，另一處是靈谷寺。當時我們這群學生並未在意，只是跟著導遊穿堂過殿，一路嬉戲。之後回想起來，在一次以愛國教育為主題的小學生夏令營活動中安排參觀佛寺，不免顯得有些怪異。直到我開始以近代南京佛教為研究對象撰寫博士論文時，才意識到當年活動方組織參訪靜海寺和靈谷寺的用意。

時光退回到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時值南京盛夏，天氣炎熱。矗立在下關附近儀鳳門外永樂年間敕建的靜海寺幾經興廢，此時經歷了十年前的失火，大殿早已焚毀，只剩天王殿倖存。這樣的失修對於傳統中國的佛寺來說，可能並不十分可怕：僧人往往習慣於容忍部分建築的毀損，直到不得不整體重建的地步，只要有僧人在，隨時可能獲得資助進行大規模的重修。但是當月十二日發生的事對於一座佛寺來說倒是有些不同尋常。當天上午寺裡的僧人突然接到官員指令，要求為即將到來的一群外國人準備茶水。這群外國人正是停留在附近下關江面的「康華麗」號（HMS Cornwallis）戰艦上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為首的英國代表，他們以天氣酷熱、艦上地方狹小諸多不便為由，要求與清廷代表在附近的靜海寺會談。在之後的十多天內，中英雙方在寺內數次會商，最終於二十九日簽訂了《南京條約》。在此之前，廣州一帶就有西方傳教士祕密活動，而五口通商及之後的各項條約所產生的一項後果，便是將基督教在清代的傳播合法化了。

幾年後，曾在廣州接觸過基督教的洪秀全，就在其拜上帝教中糅合了西方基督宗教理論，開始在兩廣一帶傳教。後與清廷對立，發起了太平天國運動，兩年內便波及南方數省。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打到南京儀鳳門外，由靜海寺挖地道攻入城內，清軍炮擊太平軍，寺廟再次受到毀損。靜海寺的僧人或許不會意識到，十年前在此討論的簽約事宜，與這次寺廟被毀有著一絲微妙的聯繫。而隨著反佛道的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及與清軍在此的激戰，城內其他佛寺也多遭兵燹之災。

太平天國之後靜海寺雖經僧人募修，但進入民國後宗教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因此寺廟裡的生活並不安定。而南京在成為首都後，由於人口激增、軍政機關林立、首都建設規畫、戰亂等各種因素，城內的寺廟和僧人更是面臨空前的挑戰。靜海寺一九三○年代一度被軍政局、衛生局、紅十字會等多家單位及工作人員眷屬分而據之，六十餘間房僧人僅得八間棲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軍圍攻南京，寺廟再遭重創，僅存方丈室六間，念佛堂五間和臨街綏遠路大門「靜海律寺」四字。一九四一年的寺廟調查顯示，當時寺方擁有配殿十二間，小房六間，多數禮器、經籍、神像、雕刻、繪畫等皆在事變中焚毀，未曾恢復。但佛像倖得保存，尚有四十餘畝田產維持十名僧人和五名傭工生活。

靜海寺近百年的興衰僅僅是一個例子，但它彷彿南京佛教的一個縮影，見證了近代以來的傳統佛寺如何在叢林原有的興衰週期中，被加入了許多從未面對過的國內外新元素。在南京，有著眾多歷史更為悠久、規模更為宏大、香火更為旺盛的佛教寺院，在從帝國到民國的轉變中，面臨類似的重重危機。比如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就曾將靈谷寺的數百畝土地和大量財產收歸國有，並將寺中的無量殿轉換成了紀念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的祭堂。寺中佛像和僧人則被轉移到寺旁的一間龍王堂，原先的佛寺搖身一變成了紀念革命和國民黨將領的聖地。近代歷史的風雲變幻賦予了這兩座寺廟新的歷史記憶，這也是其在今天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的原因。

佛寺在近代面臨的這種種挑戰也伴隨著各界改革叢林、復興佛教的願望和實踐，從而使得晚清到民國的中國佛教發展史呈現出紛繁複雜的新局面。傳統叢林如何應對新的挑戰？國家和僧界的改革將把佛教帶往何方？各種不同角色在近代地方佛教社群中如何相互作用？佛教信仰在城市生活中究竟又以何種狀態存在、扮演什麼角色？對今天城市中日益興盛的宗教活動又產生過何種影響？筆者期望通過對南京這個近代史上重要城市的佛教史進行研究，從而尋求答案。本書就是以筆者的博士論文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希望對上述問題能有初步的回應。

當即將完成這本書稿並付梓之際，筆者已從香港中文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感謝南京大學哲學系尤其是中國哲學專業賴永海教授等諸位師長的認可，我得以回到曾經求學七年的母校任教。再次踏上南京這方土地，回到靜海、靈谷這些佛寺，覺得個體的生命之路冥冥中自有些定數。當然，支持我走過這條路的外緣也有很多，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沒有以下師長、親友的幫助、支持，或許根本不會有這樣一本小書的誕生。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黎志添教授。黎師是宗教學尤其是道教研究方面的專家，但他得知我想以佛教史為選題後，仍全力支持我的研究並給予建議。黎師平日科研、公務繁忙，但從論文的最初選題到寫作及最後的定稿，他從未放鬆要求，總是與我一再討論、幫我反覆修改。他是一位典型而純粹的學者，即便課後吃飯聊天，談資亦不離最近的研究課題。在學術事業的追求上，黎志添教授為我四年的博士生涯和之後的學術道路樹立了極好的榜樣。

其次我要感謝諸位師友。中文大學的學愚教授在近現代佛教研究領域耕耘多年、頗多創見，感恩他多年來給予我很多專業知識上的指點和日常生活上的關照。感謝宗教研究系李熾昌教授、譚偉倫教授、賴品超教授、唐秀蓮博士在課堂上授業解惑。感謝中文大學楊凱里（Jan Kiely）教授、陳劍煌教授、姚治華教授和城市大學李孝悌教授等師長，為我在香港學習中提供的學術機會和專業意見。感謝審讀並參與我論文口試的賈晉華教授和黃維珊教授給予的肯定及中肯建議。我也要感謝我在香港攻讀博士期間結識的學友們，他們豐富各異的研究課題拓寬了我在學術領域的視野，他們給予的批評和指正使我避免了很多錯誤。

我還要特別感謝我在南京大學的碩士指導老師王月清教授。我雖負笈香江，王師卻始終關心我的學業並給予多方幫助，知遇之恩難以為報。臺灣中央研究院的康豹（Paul Katz）研究員數次為我細心審讀、批閱論文章節，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法鼓山聖嚴教育基金會對我的論文寫作給予慷慨支持；南京毘盧寺傳義法師、靈谷寺傳靜法師、高座寺靈山法師等大德及南京市佛教協會詹天靈先生給我介紹佛寺歷史或提供佛教史料；臺灣師範大學吳政哲先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蔡蓉茹小姐、臺灣天人研究中心劉文星研究員、日本京都花園大學柳幹康博士、中研院近史所平山光將博士曾協助我蒐集論文資料或翻譯外文文獻；南京市檔案館、臺灣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機構的工作人員為我查閱論文素材提供了專業的服務，在此一併致謝。

最後，也是我最應當感恩的，是我的家人。感謝我的父母一直以來無條件地支持我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讀博士的第四年，我與女友鄭菲結為連理，立誓從此甘苦相隨、同舟共濟，感謝她這麼多年來伴我左右、給我鼓勵。在我寫完本書初稿時，我們的女兒降生人世，她的到來使我的工作進度大幅減緩，但她給我帶來的快樂卻無與倫比。我把我在而立之年完成的這本小書獻給我的家人，希望這成為我人生的新起點。是為序。

邵佳德
於2017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