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東傳與中國化：中國I 南北朝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to East Asia and Its Reception: China I,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一、北方各族勢力抬頭

時隔未久，北方各族興起建國，以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為代表等異邦與漢朝互爭北疆，戰亂紛仍不絕，世局人心莫不頹廢，佛教反而大為盛行。原因之一，是沒有任何外族如漢族般具有堅實的傳統文化，反而更能自由接納佛教思想。對執權者而言，在尋求軍事或統治方面的建議之際，若有佛僧能發揮神通且兼具博學廣識，將是極具吸引力的條件。此外，北方部族為了克服對漢族文化抱持的自卑情結。而利用佛教，這亦是不可輕忽的課題。實際上，許多北方民族國家採取仿傚漢族文化的漢化政策。

二、以「神異」為媒介的佛教普及--佛圖澄

如前所述，中國佛教初期是以漢譯佛典為重心，其中，佛圖澄（二三二─三四八）從未參與譯經，卻與另一位同樣不曾譯經的菩提達摩並稱，對中國佛教產生絕大影響力。就此意味來說，佛圖澄這位人物堪稱是相當特異之存在，他曾深受統治華北的後趙諸君主尊崇，成功獲得國家護持佛教的後盾。

學者認為佛圖澄應是龜茲人氏，他將罽賓說一切有部系的佛教傳入中國，西晉永嘉四年（三一○）來華之際，據傳已年近八旬高齡。佛圖澄藉神通之力廣宣佛教價值，與執權者建立密切關係，因協助後趙國王石勒（三一九─三三在位）完成霸業而備受禮遇，被尊稱為「大和尚」，石勒的後繼者石虎（三三四─四九在位）亦詔稱：「和上，國之大寶。」據說除執權者之外，連民眾相迎之時，亦對其心懷敬畏。佛圖澄既獲得朝野信任，得以在中國各地建寺多達八百九十三處，以供漢人僧尼居住。外來宗教佛教之所以能滲入漢人世界，除了具備抽象理論和實踐規範，更需具備可供常久履行的場所。

若說佛教透過佛圖澄的大力推展，北朝人士才對其留下最深刻印象，如此說法並不為過。佛圖澄深受後趙石勒的保護，出任軍、政顧問要職，具有預知敵情、洞悉大小吉凶的「神異」能力，並藉此效命於石勒。石勒在洛陽俘虜前趙君主劉曜之後，稱王於後趙，據傳就是獲得佛圖澄的神異之力，方能完成霸業。當時相傳佛圖澄已高齡一百一十七歲，這恐怕是為了強化神僧印象的說法。南梁慧皎（四九七─五五四）撰有《高僧傳》，將佛圖澄的傳記置於「神異篇」初篇。佛圖澄活躍如此，在其弘揚的佛法中，即使附帶一種「此為產生神通力之教法」的印象，亦是無可厚非的事情。對當時漢人而言，所謂的佛僧必然是「異國仙人」。

除了石勒之外，北朝各朝多傾向保護佛教人才，其中有不少是冀求佛僧能顯神異能力，甚至有些君主不惜遣兵奪取優秀僧侶。例如，前秦苻堅（三五七─八五在位）欲得釋道安、鳩摩羅什，後秦姚興（三九四─四一六在位）欲得鳩摩羅什等，即為代表之例。這些君主並非為求道心使然，而是企盼佛教行者大顯神通，如同佛圖澄在軍政上為石勒貢獻甚多般，這種能力對僧侶本身亦有助益。曇無讖受到河西王沮渠蒙遜（四○一─三三在位）的盛情禮遇，卻在決心西行訪求《涅槃經》後半部之際，遭到蒙遜派遣刺客所弒，原因是蒙遜疑心曇無讖恐將接受北魏太武帝（在位四二三─五二）的招請。君主之所以疑懼佛教人才轉移他國陣地，正是因為深信佛教徒具有神異能力。

北魏統一華北後，依然深信佛教的神異之力，貴族之間卻盛行將佛教視為一種裝飾。北魏由鮮卑族建立，對漢族文化畢竟懷有複雜情結，故而嚴格取締漢族風俗，最終捨棄軍事利益極高的平城。遷都洛陽之後，北魏迅速傾向接受漢族文化，佛教亦成為裝飾成漢族文化的道具之一。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描述的佛剎，皆過於龐大、繁多，過於華美。當時若無北朝執權者的庇護，一般人幾乎不可能習佛，甚至如釋道安所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東晉廬山慧遠倡說的「沙門不敬王者論」，簡直不可能在此發生。出任道人統（統領一切佛僧之職）的法果主張「皇帝即當今如來」，此後，曇曜任沙門統（與「道人統」類似）之際，建造皇帝等身大的如來石像，皆是僧者欲藉當朝權力護持佛法。然而，取得庇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讓執權者見識到佛教的「效用」。這種「效用」，是盡量令人驚覺震撼，產生更強烈印象，換言之，唯有運用「神異」之力而已。佛教教團故而更加強調神異氛圍，此乃自然常理。

來華僧曇無讖（三八五─四三三）與佛圖澄一樣，兼具神異、神通之力，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曇無讖初學小乘，後轉習大乘，經由罽賓、龜茲、敦煌，北涼玄始元年（四一二），抵達沮渠蒙遜統治下的姑臧。無讖譯有《涅槃經》、《大集經》、《菩薩戒本》等。光從其傳記來理解，會發現此人與其說是譯經僧，不如說更具濃厚的神異者色彩。雖在程度上有所差異，但這就是北地人士對佛僧抱持的一致觀點。有關佛圖澄的譯經特質，大致總括如下：

其顯著特點是強化鬼神系統和禁術咒語，把萬物有靈和多神主義引進佛教。這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西域各族的土著信仰，也含有在漢地流行的迷信。（任繼愈主編《定本中國佛教史》三）

以曇無讖的譯經為中心編纂的《大集經》，原本亦是基於上述原因才大為流行。有一則廣為人知的軼事，就是曇鸞（約四七六─五四二）本欲為《大集經》作註，卻因病體羸弱未能如願，遂造訪道教界的翹楚陶弘景，詢求長生仙方。相傳曇鸞辭別陶弘景後，在途中與菩提流支相遇，便誇耀自身已得道法，卻因菩提流支對其大喝一聲訓誡，方才豁然了悟。有關曇鸞從「撰寫佛典註釋」轉為「修得道教仙術」的描述，因其轉變過程太過於順理成章，應特別予以留意才是。

據傳曇無讖善於戒學，其戒律觀是重視動機更勝於行為，例如，即使行為悖於教理，若是為奉「大乘」而行，則是忠於「本戒」的行為。原本這種思想恐將以信仰或護法為藉口，堂堂行之不法，進而招致助長佛教徒行為放逸的惡果。然而，無讖卻是極為誠實的求法者，轉修大乘的契機是緣自於邂逅《涅槃經》。此後，無讖入華翻譯《涅槃經》，為訪求經本後半部而赴北涼，卻引發沮渠蒙遜的疑懼，最後不幸殞命，《涅槃經》堪稱是曇無讖一生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