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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與弘法:漢傳佛教的跨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Seeking Dharma, Spreading Dharma: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of Chinese Buddhism

作者:于君方等,釋果鏡、廖肇亨主編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佛學會議論文彙編

規格:平裝 / 21x15 cm / 624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90071

ISBN:9789575986834

定價:NT$650

會員價:NT$507 (7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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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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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羅崔致遠《四山碑銘》中的禪宗祖師觀 林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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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論文分析九世紀禪宗的語彙如何成為一個論述的場域,表達了東亞的佛教圈裡,佛教徒日益增長的身分認同。不難理解的是,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包含了一種身分認同的機制,將中國置於佛教圈的中心。在這個過程裡,從中國到韓國,文化與宗教融合形成了佛教徒獨特的身分觀點。然而,在佛教的世界觀中,中心與邊緣的觀點並非固定不變的。新羅文人崔致遠(857-?)便代表了一種獨具創意的佛教中心觀。其《四山碑銘》是為韓國九山禪門當中四位開山祖師所撰寫,文中清晰可見韓國欲以禪宗取代中國的中心地位之企圖心。本文特別提出的是,在佛教的跨文化傳遞背景中,禪宗祖師的「移動性」對於傳承與維持禪宗的延續性有獨特的重要性。崔致遠在碑銘中描述的韓國僧人便完全符合這種禪宗祖師的形象。

一、導論

本文旨在分析九世紀禪宗語彙如何反映東亞佛教徒論述中日益增長的正當性意識,並探究九世東亞佛教內部,本土化(domestication)或涵化(acculturation)之發展傾向,以何種樣態反映於新羅文人崔致遠(857-?)的作品上。其中本文特別關切的是,九世紀東亞佛教文獻中,強調中心相對於邊陲的正當性意識日益高漲。本文所分析的文本顯示,崔致遠將中國禪宗元素納入韓國文化認同論述,企圖使韓國取代中國而成為佛教世界的中心。換言之,這種論述反映出在中心與邊陲概念的架構之下,文化認同的自我意象,而當時的國際層次脈絡則是導致其文化認同重新建構之主因。九世紀期間,中、日、韓三國的佛教徒、商賈以及朝廷官員的頻繁往來形成了文化間的衝撞,隨後刺激了文化認同的探尋,並帶動了正當性意識訴求的興起。日本與韓國相關著述所顯示的說服意圖與採取之方法均呈現一種佛教國家化的早期形式,而日、韓兩國著述內容的相似性則影射出九世紀東亞佛教的整體發展。因此,崔致遠與同時代的高僧、文人們致力於創發新的言論,以整合理想禪宗形象,這些形象元素包含了菩提達摩的傳承系譜,透過苦行而擁有特異神力,以及位居佛教中心的概念。

透過傳宗系譜來創造傳承制度是禪宗最顯著的特徵。七到九世紀期間這類型的發展並非單獨出現,而是受到當代的社會背景所驅使。佛教的涵化(或如其他人稱之佛教中國化),驅動了這個時期東亞佛教的轉型,而禪宗僅為這股大潮流中的一支分流。這種觀點也符合美國 Robert Buswell 教授於其專著中,討論中國佛教傳入韓國後,後者開始流行《金剛三昧經》之關聯性。由此觀之,禪宗的思想為對社會與政治環境的一種回應,禪宗的自我意識也因為透過競爭、對比的刺激而逐漸形成。

隋唐時期,東亞各國對文化定位與王朝之關切瀰漫於跨文化的佛教當中,為鞏固政治統治力,皇權對佛教的影響極為顯著。君主制度與政治的監控深入影響了佛教立論的方式,因而在佛教的言論可以見到皇權的影子,顯著之例如禪宗系譜的承襲制度與菩薩皇帝的號召魅力。住在寺院的佛教僧侶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家監控力的影響,而他們發展佛教論述也無法避免吸引追隨者與庇護者的用意。同時,受到政治、文化、宗派意識的交錯影響力,佛教與文化論述自然而然地被連結起來,傳達佛教僧侶的文化認同。自我形象與文化認同,實為一體兩面之事,東亞文化圈內初期的民族主義在佛教的跨文化交流中已悄然成型。

「民族主義」一詞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乃相對晚期的產物,學界認為「民族」的完整概念最早形成於十八世紀,因此,對照於本文討論的九世紀民族主義原型便顯得特別有趣亦且相當重要。關於「民族」的概念,首先必須提及的是 Ernest Gellner 對民族主義提出的定義,雖然年代非常早,他卻已經對此提供了精闢之見解。Gellner 認為,「民族主義並非國家自我意識的覺醒,而是創造出了原本並不存在的國家。」當前學者們將十八世紀日本國家神話與民族主義之關係歸類至現代學術領域中的認同研究。然而,雖然與近現代時期相比顯得較為鬆散,類似的認同建構過程早在九世紀便已開始,並成為此時期佛教一項顯著的時代特點。如同十九世紀的政治家們積極採取融合途徑,重建民族歷史並建構集體認同,我們亦可於九世紀佛教徒論述中發現極度類似的修辭。這些融合式的教義內涵取決於宗教與統治之間的連結關係,以及宗教正統化過程中的分歧的觀點與要求普世一致的佛教世界觀之邏輯,不同的觀點互相搭配,也存在競合的關係。在本文討論的九世紀禪宗文獻中,最明顯的特徵即為強調宗派分化更甚於教義內涵的分化。這個時期禪宗的一項主要屬性,即透過同一普世的佛教世界觀擴張影響力並藉此建立集體認同。

事實上,在所有宗派的初期形成階段,思想體系建立者的任務多為取信於信仰者的接受與共識,而大部分的作者針對的對象主要包含了士族與統治者,因此作品內容也牽涉了不同團體之間的政治關係,因為這些團體之間有著各不相同的理念與目標。從崔致遠的著述中即能發現,新羅內部存在彼此傾軋的思想體系,目標相互牴觸,各自支持不同的制度。而為佛教立論自詡的著述者之任務,便是構思出一種能夠讓自身王朝與傳統認可的世界觀。以新羅為例,透過禪宗來取代中國中心地位之野心,便隨其佛教論述發展逐漸成熟而崛起。因此,本文將以九世紀東亞佛教發展為整體背景,檢視崔致遠的佛教著述,藉此評估此種論述之影響。我們可將韓國知識分子崔致遠的墓誌銘理解為其意在挑戰中國的佛教世界中心地位。

本文希冀藉由檢視崔致遠的敘事方式來闡述這種東亞佛教圈內的文化認同建構過程如何透過禪宗散播至韓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