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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那現量理論及其漢傳詮釋
Dignaga's Theory of Perception and Its Chinese Interpretations
作者：釋仁宥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08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
規格：平裝 / 21x15 cm / 896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00531
ISBN：9789575986803
定價：NT$800
會員價：NT$680 (85折)
序/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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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哲學甚至整體印度哲學的研究上，陳那哲學的貢獻有必要再度評價。傳統漢傳佛教的法義研究向來視陳那為大乘瑜伽行學派的詮釋者，世親的後繼者，三分說的主張者，《因明正理門論》的作者，新因明的奠基者。這些評價固然符實，然細究之，仍未能清楚點出他在六世紀對印度哲學造成知識論轉向的根本性貢獻。
造成華文學界這種關於印度哲學史圖像的不充分理解，有許多原因，其一是，義淨於景雲二年（711-712）譯出陳那《集量論》，該論並未傳世，致使漢傳佛教僅能根據《正理門論》認識陳那學說，將陳那理解為以立破為主要關切的因明學家，而不是在整體印度知識論有關鍵性地位的哲學家。於今看來，陳那《集量論》，經法稱的闡揚，成為印藏佛教哲學的根本經典。該部代表作，作為佛教知識論的奠基之作，對後來佛教哲學以至於整體印度哲學產生典範性的影響。舍爾巴茨基即以康德擬之，視之為印度批判哲學的先驅。陳那哲學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從更寬大的視野來看，陳那的出現，標示印度哲學從形上學階段進展到知識論階段。這評價並不是說，在陳那之前印度哲學沒有知識論與邏輯。正好相反，陳那體系的完成來自對於先前印度知識論與邏輯的吸收與消化。若沒有初期印度邏輯與知識論的發展，如《正理經》與《如實論》，將無法出現六世紀陳那的集大成。即使如此，陳那之前印度哲學對於存有論的興趣，畢竟高於對知識論的興趣。陳那之前的佛教哲學亦然。以吾人熟悉的大乘佛學來說，不論二系或三系，學人多關注各家法義系統的研究，或性空唯名，或唯識無境，或悉有佛性，部派亦不例外，或主三世實有，或立現在實有，而皆未注意到這些形上學說是否經過嚴格知識論的證成。如何消除獨斷形上學的餘慮，特別是素樸實在論，成為大乘佛教哲學發展過程中的主要課題。陳那哲學得以脫離早期因明辯論術的性格，便是得之於他吸收了中觀與唯識二哲學系統的懷疑論方法，不論是龍樹的唯名論或世親的唯識論，都認為外在世界的認識必須經過批判性的考察。對陳那來說，存有論的問題必須經過邏輯、語言哲學和意識哲學的洗禮，才能獲得徹底的回答。這是他晚年完成《集量論》，致力於建立量論體系的洞察。他的睿見在於看到，任何形上學系統的確立必須經過量論的檢驗。顯然，陳那晚年已經超越了作為護教者的限制，更多地關注普遍哲學的奠基性工作。從這角度來看，陳那哲學絕不可局限於唯識學或因明學的範圍，而應該從整體印度哲學，甚至於從普遍哲學的角度來評價。
現代學界重視陳那的研究始於上世紀初的西方學界，先行者如舍爾巴茨基、弗勞瓦那、杜齊、宇井伯壽，後繼者如服部正明、北川秀則、Ernst Steinkellner、Richard Hays、桂紹隆等人，或治《正理門論》，或解《集量論》，進而在法稱量論的加持下，陳那哲學成為佛教哲學中的顯學。必須一提的是，並非僅是歐日學界獨領風騷，呂澂在二十年代後期完成的《集量論略抄》（附「集量論所破義」）、《觀所緣緣論會譯》、《因輪論圖解》、《因明正理門論本證文》，屢為宇井、杜齊引述，其成就不僅居當時國際學界前沿，至今仍是華文學界陳那研究的最高典範。其後，法尊法師雖於八十年代譯出陳那《集量論略解》、法稱《釋量論》，韓鏡清也留下不少陳那與法稱著作的譯稿，然時移物遷，欲上追呂澂的高度，仍有待學界努力。多年來，西方與日本學界在法稱量論的旗幟下，以印藏佛學傳統為領域，持續開發壯大佛教知識論的研究。相對之下，漢傳陳那研究顯得落寞，陳那著作缺乏尚存的梵典，或是主要的原因。
這種情況一直到了2005年開始有所改變，該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奧地利科學院亞洲文化及思想史研究所合作出版勝主慧（Jinendrabuddhi）的《集量論大疏》（Jinendrabuddhi's Visalamalavati Pramanasamuccayatika），重建陳那《集量論》梵本的可能性露出了曙光。2006年底，國科會囑我主持哲學學門人才培育計畫。在毫無基礎的情況下，我選擇「佛教知識論」為主題，開始長達數年的國際團隊合作，分別邀請桂紹隆、褚俊傑、法光法師、姚治華、Mark Siderits、Tom Tillemans、Eli Franco、Birgit Kellner、John Taber 等量論專家 來臺開設講座，其中褚俊傑兄還特別應邀開設勝主慧《集量論疏．現量品》的暑期密集課程。仁宥法師這本博士論文關於陳那《集量論．現量品》及勝主慧《集量論大疏》相關梵文段落的解讀，便是利用俊傑兄五次來臺，悉心指導的結果。若無這段因緣，由於我非梵學專長，要完成這項研究，實有其難度。當然，另得見弘法師就近指導，也是一大因緣。加上仁宥法師自己努力不懈，才使得研究計畫得以開花結果，順利完成。
本書定題為「陳那現量理論及其漢傳詮釋」，當時即希望能夠區隔國際學界以印藏佛教文獻為主的量論研究潮流，開發漢傳量論研究的新徑。本來擔心漢傳詮釋缺乏足夠的材料，結果卻證明這擔心是多餘的。從仁宥法師的論文可以看出，玄 奘學派的教學留下許多口義和後續的詮釋，顯示量論的漢傳雖不如法稱傳統的壯觀，但仍有其規模與特色。更令人欣慰的是，漢傳因明量論雖然在中國僅復興於晚明與民初，在日本則 不分宗派，直到江戶時期，留下大量的註疏文獻，其中大部分仍未入藏，以寫本的形式保留在寺院與圖書館中。仁宥法師的拓荒性研究，從東亞因明量論的視角觀之，前景十分開闊。博士論文的出版只是研究的起點，在過程中看到材料而未及分疏細解，應繼續前行，讓這塊新拓地生機盎然，欣欣向榮。
林鎮國
（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
造成華文學界這種關於印度哲學史圖像的不充分理解，有許多原因，其一是，義淨於景雲二年（711-712）譯出陳那《集量論》，該論並未傳世，致使漢傳佛教僅能根據《正理門論》認識陳那學說，將陳那理解為以立破為主要關切的因明學家，而不是在整體印度知識論有關鍵性地位的哲學家。於今看來，陳那《集量論》，經法稱的闡揚，成為印藏佛教哲學的根本經典。該部代表作，作為佛教知識論的奠基之作，對後來佛教哲學以至於整體印度哲學產生典範性的影響。舍爾巴茨基即以康德擬之，視之為印度批判哲學的先驅。陳那哲學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從更寬大的視野來看，陳那的出現，標示印度哲學從形上學階段進展到知識論階段。這評價並不是說，在陳那之前印度哲學沒有知識論與邏輯。正好相反，陳那體系的完成來自對於先前印度知識論與邏輯的吸收與消化。若沒有初期印度邏輯與知識論的發展，如《正理經》與《如實論》，將無法出現六世紀陳那的集大成。即使如此，陳那之前印度哲學對於存有論的興趣，畢竟高於對知識論的興趣。陳那之前的佛教哲學亦然。以吾人熟悉的大乘佛學來說，不論二系或三系，學人多關注各家法義系統的研究，或性空唯名，或唯識無境，或悉有佛性，部派亦不例外，或主三世實有，或立現在實有，而皆未注意到這些形上學說是否經過嚴格知識論的證成。如何消除獨斷形上學的餘慮，特別是素樸實在論，成為大乘佛教哲學發展過程中的主要課題。陳那哲學得以脫離早期因明辯論術的性格，便是得之於他吸收了中觀與唯識二哲學系統的懷疑論方法，不論是龍樹的唯名論或世親的唯識論，都認為外在世界的認識必須經過批判性的考察。對陳那來說，存有論的問題必須經過邏輯、語言哲學和意識哲學的洗禮，才能獲得徹底的回答。這是他晚年完成《集量論》，致力於建立量論體系的洞察。他的睿見在於看到，任何形上學系統的確立必須經過量論的檢驗。顯然，陳那晚年已經超越了作為護教者的限制，更多地關注普遍哲學的奠基性工作。從這角度來看，陳那哲學絕不可局限於唯識學或因明學的範圍，而應該從整體印度哲學，甚至於從普遍哲學的角度來評價。
現代學界重視陳那的研究始於上世紀初的西方學界，先行者如舍爾巴茨基、弗勞瓦那、杜齊、宇井伯壽，後繼者如服部正明、北川秀則、Ernst Steinkellner、Richard Hays、桂紹隆等人，或治《正理門論》，或解《集量論》，進而在法稱量論的加持下，陳那哲學成為佛教哲學中的顯學。必須一提的是，並非僅是歐日學界獨領風騷，呂澂在二十年代後期完成的《集量論略抄》（附「集量論所破義」）、《觀所緣緣論會譯》、《因輪論圖解》、《因明正理門論本證文》，屢為宇井、杜齊引述，其成就不僅居當時國際學界前沿，至今仍是華文學界陳那研究的最高典範。其後，法尊法師雖於八十年代譯出陳那《集量論略解》、法稱《釋量論》，韓鏡清也留下不少陳那與法稱著作的譯稿，然時移物遷，欲上追呂澂的高度，仍有待學界努力。多年來，西方與日本學界在法稱量論的旗幟下，以印藏佛學傳統為領域，持續開發壯大佛教知識論的研究。相對之下，漢傳陳那研究顯得落寞，陳那著作缺乏尚存的梵典，或是主要的原因。
這種情況一直到了2005年開始有所改變，該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奧地利科學院亞洲文化及思想史研究所合作出版勝主慧（Jinendrabuddhi）的《集量論大疏》（Jinendrabuddhi's Visalamalavati Pramanasamuccayatika），重建陳那《集量論》梵本的可能性露出了曙光。2006年底，國科會囑我主持哲學學門人才培育計畫。在毫無基礎的情況下，我選擇「佛教知識論」為主題，開始長達數年的國際團隊合作，分別邀請桂紹隆、褚俊傑、法光法師、姚治華、Mark Siderits、Tom Tillemans、Eli Franco、Birgit Kellner、John Taber 等量論專家 來臺開設講座，其中褚俊傑兄還特別應邀開設勝主慧《集量論疏．現量品》的暑期密集課程。仁宥法師這本博士論文關於陳那《集量論．現量品》及勝主慧《集量論大疏》相關梵文段落的解讀，便是利用俊傑兄五次來臺，悉心指導的結果。若無這段因緣，由於我非梵學專長，要完成這項研究，實有其難度。當然，另得見弘法師就近指導，也是一大因緣。加上仁宥法師自己努力不懈，才使得研究計畫得以開花結果，順利完成。
本書定題為「陳那現量理論及其漢傳詮釋」，當時即希望能夠區隔國際學界以印藏佛教文獻為主的量論研究潮流，開發漢傳量論研究的新徑。本來擔心漢傳詮釋缺乏足夠的材料，結果卻證明這擔心是多餘的。從仁宥法師的論文可以看出，玄 奘學派的教學留下許多口義和後續的詮釋，顯示量論的漢傳雖不如法稱傳統的壯觀，但仍有其規模與特色。更令人欣慰的是，漢傳因明量論雖然在中國僅復興於晚明與民初，在日本則 不分宗派，直到江戶時期，留下大量的註疏文獻，其中大部分仍未入藏，以寫本的形式保留在寺院與圖書館中。仁宥法師的拓荒性研究，從東亞因明量論的視角觀之，前景十分開闊。博士論文的出版只是研究的起點，在過程中看到材料而未及分疏細解，應繼續前行，讓這塊新拓地生機盎然，欣欣向榮。
林鎮國
（政治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