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道宣（續高僧傳）批判思想初探

〈義解篇論〉的批判立場及其思想特色

　　佛教傳入中國，雖然經過歷代高僧辛勤的傳譯而成漢文典籍，然而，凡是外來的文化要能植根於本土的社會、思想體系，進而與本土的傳統文化融合，其間自不免要經過一個長期複雜的轉化過程。而經文義理的闡明與講述，正是在達成這一任務，不然，華人將難以接受這外來的宗教，因之，道宣認為〈義解篇〉設置的目的，其作用有四，如《續高僧傳》〈義解篇論〉略云：
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弘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矜伐以冒賢，安詞以拔愚箭。

　　這四種作用即：一、「擊揚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開」，是指開顯佛經中的道理，使幽微的教旨因而彰顯。二、「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斯弘樹」，是指弘提教理於人32675;，使佛教以生根於中土。三、「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是指解除各種知見上的疑惑。四、「矜伐以冒時賢，安詞以拔愚箭」，指排除各種謗佛的言行以護持正法。不過，這四種作用彼此間的關係，其實是互涉而並非截然分立的，如《續高僧傳》〈義解篇論〉略云：
騰、蘭赴雒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道安獨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搉義方，廣疏注述，首開衢路；（慧）遠、（慧）持追蹤而邃古；（法）願、（僧）叡振藻而傳芳。故著序云：安和上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旨於性空，消格義於既往，啟神理於來世。

　　攝摩騰與竺法蘭的「通悟道俗，抑引邪正」，其實已包含第一、三、四種作用，由「明道」、解惑而達護法的功能，進而「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也是第二「弘樹慧業」的完成。而道安「商搉義方，廣疏注述，首開衢路」，即是第一「明道」的表現，其「標玄旨於空，消格義於既往」，可說亦已包含第三、四決疑與維護正法的行為，故而「啟神理於來世」則是第二使正確的佛法流傳於後世的影響。慧遠及其弟慧持，俱是道安門下的高足，他倆皆能於南朝秉承師風，抱持窮究義理的志向，使得中國佛教的基礎更加穩固，故稱其「追蹤而邃古」，實亦含有第一「明道」及第二弘樹慧業於後世之意。而法願及僧叡亦俱善於發揮經意，詞藻生動，故云「振藻而傳芳」，亦已包含明道及流傳正法於後代之意。

　　義解的功能既如上述，然而，如何發揮義解的作用？恐怕就不是一般世間做學問的態度可以勝任的，依道宣的看法，他認為除了必須俱有「慧解」之外，尚須有高超的德行儀範才行。先就「慧解」而言，什麼是「慧解」呢？《續高僧傳》〈義解篇論〉略云：
若夫立文本宗，誠遊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模，隨文無失，又開弘誡。

　　可知「慧解」其實是以虛心的態度來理解教說，正確地表達佛經之正理、正行。譬如道安「標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即是以精確的表達方式來傳達佛經中的原意，反對當時人以佛理和外書比附的「格義」方式來理解佛法。因此，道安被譽為「鑿荒塗以開轍」、「啟神理於來世」，即是因為他在義解上有過人表現之處。

　　然而，能以客觀而又誠懇的態度來研讀佛經的僧人，實在不多，《續高僧傳》、〈義解篇論〉略云：
時有三大法師﹝法﹞雲、﹝僧﹞旻、﹝智﹞藏，方駕當途，復稱僧傑，挹酌成論，齊騖先驅。孝定昔人，非無藏否，何以然耶？至如講解傳授經教本意，摘文揣義，情猶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敷化，但豎玄章，不睹論文，終于皓首，如斯處位，未曰紹隆。……是使梁氏三師，互指為謬，審文紕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

　　所謂「玄章」是指受到南朝「玄風精旨要約的影響」，以「總括一切文義，抉發幽微」來詮釋佛經的方式。這種解經的方式，很容易有「摘文揣義」，斷章取義，以私意發揮經文的過失，因之，梁代三大法師法雲、僧旻及智藏，雖皆號稱為當時「僧傑」，每日講經敷化，然而卻彼此間互相批評，互舉過失，即是由於不能以客觀的態度來契悟佛法，而以私意揣度或定奪的原因。這種義解的方式，在道宣看來，都不算是真正的紹隆佛法！

　　上述梁代三大法師尚且如是，一般僧人則更容易有「互指為謬」的現象產生了，例如唐初的義解風氣也是如此，《續高僧傳》〈義解篇論〉略云：
光敘統明，眾師注述，通以章鈔為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改張，差無弘誘，或接綴前篇，或糅雜時見，或虛控胸臆，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義蹇塞，皆勒成命氏，騰譽一時。

　　可見當時義解的混亂，人人隨意妄解經文，剽竊他人的文章，以提高自己的聲望，目的只為圖謀私人的利益，而非為弘法而義解！

　　次就高超的德行儀範而言，為什麼義解還須配合以高超的德行儀範呢？原因是佛法要能深信於人心，不只是能發揮經文教義即可，更重要的是義解僧本身能否引起「身教」的示範作用，才是關鍵，《續高僧傳》〈義解篇論〉云：
且自經誥所被，元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行知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演澆浮，翻種諸有，未為靜業，超生之教，豈意然耶？貴如說行，斯誠旨也。故今當座講客，寫送文義，其隙復廣，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唯識離念，競陳橫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為聰慧，聽習楞伽，樂飲噉者，用為通極，夸罩蒙俗，陵轢往賢，眄視天漢，率輕戒網，謂邪慧為真解，以亂試為圓智，不深悛悟，枉喪餘齡。

　　從這一段引文，可知道宣認為義解者，基本上除了應以誠懇的態度來研究佛經的道理，更重要的進要「貴如說行」，否則鎮日「競陳橫想」「率輕戒網」，只是一種邪慧，不但自絕於佛法的慧命，而且也會因此而招來侮辱或犯了毀謗佛法的過失，更何論以佛學取信於人！因此，說法師尚須注意儀範或戒行的清淨，原因即在於此。

　　再者，佛教的本質既是實踐的「超生之教」，故如真能遵行戒網，信受佛法真諦，不但自己受用不盡，且於解說佛法時，自然能融貫佛經中的意蘊，《續高僧傳》（義解篇論）略云：
然而開剖章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慧光，約五○八~五三二）以為言先，豈非唱高和寡，獨振古今，即當鋒之領袖，乃萬葉之師模，然（慧）光初學律宗，晚通理學，郁郁兼美，能振其芳。觀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護法為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綱模，被及當今，成誦無墜，蓋有由也。

　　慧光所以能夠「華嚴、地論咸位綱模，被及當今，成誦無墜」，主要原因是他「初學律宗，晚通理學」，早期嚴謹戒律生活的訓練，使得他後來在經教的理解上，比別人更為得心應手而善解勝諦，所以能有「唱高和寡，獨振古今，即當鋒之領袖」的成就，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可知修持經驗與義解關係密切，道宣因而主張必須俱備高超的德行，是有其道理的。

　　僧人彰顯佛經中的道理以教化32675;眾，固是發揚佛法的要道之一，然而，宗教是社會的產物，不能離開世間；同樣地，想要佛教生存於社會，就不能不配合國家的政策，尤其古代中國君主專政的時代，君主對於宗教的喜惡態度，往往可以決定這一宗教的前途與命運。所以，古之大德如道安及慧皎咸認為：樹立正法有需親近君主，如此佛教才有保障、才能順利地推行於人民。道宣也同意這種觀念，認為：
齊宣受禪，權用不思，或出或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至於宗敬佛理，師承戒護，每布髮於地，令上統踐之。又能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鷹犬，畋漁屠殺，普國不行。年三月六日，勸民齋戒，公私葷菜，悉減除之。又置昭玄十統，肅清正法，使夫二百萬眾，綏緝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也。

　　由此得知北齊佛法所以大盛的原因，跟君主的篤信佛教及大力推行佛化有很大關係。所以，僧人在弘揚佛法的時候，若能拉攏君主的力量，當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沙門曇延所以被道宣譽為「弘德之高傑」，是因為他「坐鎮御床，口敷聲教，致令萬乘頂足」可見佛教義學的闡揚不得不與世俗君權結合，是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以上，義解的弘化工作，對於佛法的植根中土，其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見。不過若要能發揮義解的功效，說法僧除須俱有客觀治學的態度及高超的德行儀範之外，有時結合國君的力量，以鼓勵舉國人民學佛，對於佛教的發展，當有更大的助益。所以，所法僧人對國君的感化與勸諫，是首要而應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