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含要略（精裝）

《阿含要略》 出版感言

　　待望已久的《阿含要略》終於出版了，真是一大快事。

　　筆者於七三年在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聆聽楊郁文老師所開「阿含學」的課程時，所用的是楊老師手寫的「阿含經講義」本。一年聽下來，該講義以及二本「阿含部」(大正藏)都填滿了密密麻麻的上課筆記，這是我在佛學研究所時代所得到的寶貝之一。它亦是我到東京大學留學時，行囊中的「秘密武器」，因為我的「阿含」底子常令日本的師生感到不可思議，此也是我能順利地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碩士與博士學位的助緣之一。如今，這位「恩人」將要「粉墨登場」出版，公諸同好，豈非一大快事？藉此因緣，略談我國對「阿含」的傳統態度，以及近代歐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從而來看《阿含要略》出版的意義。

　　完整的《阿含經》類在五世紀初就已完成漢譯了，可是並沒有受到中國佛教的重視。其原因或許是當印度佛教傳入我國的初期，印度本土正是初期大乘佛教的發展高潮，最重要的佛典傳譯者，如竺法護、鳩摩羅什等大師也是以弘揚大乘為主。因此，對本來是代表「根本佛法」，卻常被誤解為是「小乘」經典的《阿含經》類，其專家學者亦寥寥無幾。

　　可是，從十九世紀初開始，由於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對東方世界有統治、傳教等等的須要，掀起了研究東方宗教的風潮。特別以同是印歐語系之梵語、巴利語佛教文獻為主，在與漢譯《阿含經》類相當的巴利語佛典方面，他們的工作成果是：(1)巴利語文法書、辭典之出版，巴利語之語言研究。(2)巴利語佛典之校訂出版及翻譯。(3)巴利語佛教教理、教史之研究。(4)巴利語佛典成立史之研究。因此，奠定了巴利語佛典之國際性研究的基礎，也確定了它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性：是佛陀思想與言行的最早記錄。

　　在日本方面，自十九世紀末葉起，派遣留學生到歐洲學習梵語、巴利語佛教文獻研究。他們將這種新的研究方法與知識帶回日本，並且配合自中國傳入的漢譯佛典之傳統素養，於是在梵語，巴利語佛典與漢譯佛典的比較研究方面，當然有可以優於歐美學者的條件，因為對使用與漢語不同語系的歐美人，漢譯佛典的研究是有些困難的。並且，在日本，設有佛教研究的公私大學中，大部分都有作與漢譯《阿含經》類相當的巴利語佛典之教學與研究。因此，除了有類似歐美的研究成果之外，從一九三五年開始，動員了全國有關學者，僅以六年的時間，將所有重要的巴利語佛典的日譯本——稱為《南傳大藏經》(六五卷七○冊)，刊行圓滿。

　　印順法師在他的自傳中提到，於民國二六年，讀到日本學者的作品，如《原始佛教思想論》等，因而啟發「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的研究方法。三三年秋，在漢藏教理院講「阿含講要」，連載於《海潮音》雜誌。之後(三八年)，刪補改題成《佛法概論》一書。這可說是中國佛教界對《阿含經》的價值重新認識的濫觴。

　　二十餘年後，楊郁文老師繼續此研究方向。於民國七○年，將他多年的學習心得，並且運用歐美、日本的研究成果，融合成自己適用的風格，開始講授「阿含」。至今十餘年間，除了年年改編講義之外，尚有多篇論文發表於《中華佛學學報》等。此外，也協助《佛光大藏經》「阿含藏」(七二年出版)之編輯及撰寫四部《阿含經》的「題解」，日本的水野弘元先生(巴利語佛教研究當今最高權威)撰文對該「題解」稱讚，並且肯定其自成一家的研究風格，這事引起日本學界想一睹為快的購買興趣，當時(一九八八)我正是東京大學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多次被日本師生們問及楊老師事，我也曾應某書商請求，幫忙讀寫訂購「阿含藏」的中文信。真是難得使日本學者也想買MADE IN TAIWAN的研究產品。所以，日前出版的《阿含要略》應該可以再次打進日本，乃至國際市場，為國人爭光。

　　所以，國際上尚無如《阿含要略》之編著方針的書籍。我個人使用的角度是：(1)狹義上，作為研讀浩瀚如海「阿含藏」的指南。因為這是編者近二十年之研究與實踐心得(見其書如見其人)，後人可「按圖索驥」直探精華，無有「歧路亡羊」之慮。此外，因為隨處付有引文，無查尋「阿含藏」之勞，但仍須養成勤查原文的習慣，以免有「斷章取義」之失。(2)廣義上，當成一部有系統、有次第、可以從頭讀到尾的「重要佛學名相辭典」。因為它有使用方便的號碼目錄、索引與表解，並且各條目間有點、線、面、體的互相關連性，無有「支離破碎」之弊。(3)作為聞、思、修、證的學佛「生活手冊」，隨時隨地以「經」印心，以「經」檢言，以「經」導行。

　　最後，贅言一句：若以此因緣，使中國佛教界普遍地對《阿含經》的價值有重新認識的機會，固然是件好事。若能進而去體會它與大乘經典的呼應性，也能再次重新肯定大乘經典的價值的話，豈非更美？

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日釋惠敏序於台北北投區中華佛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