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國文化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一、佛教承繼了中國文化

魏晉南北朝（二二○─五八九年）的這一段時期，是中國政治勢力分裂，民族移轉，文化中衰的時期。西北異族乘機入據中原，造成長期的混亂，使社會人心更感不安。國人因政治上擾攘不休，都抱一種悲觀厭世的色彩。印度佛教適於這時先後由西北邊疆陸續輸入，並獲得胡人虔誠信仰和擁護。初來的小乘佛教思想，很符合當時社會人士厭世的觀念。在此長久混亂時期中，佛教在北方卻代替了中國文化的教導。那時僧侶不唯於中國文化富有深刻的修養，並隱含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承繼人和保護人。對於開化胡人、融和民族、國家凝成做了很大的貢獻。當時中原人士及知識分子都隨晉室南渡（三一七年），建都建康，歷史上稱為東晉。東晉歷經宋、齊、梁、陳四朝，歷史上稱南朝。北方經過一百多年，為別於南朝，而稱為北朝。而南方人自認北方為異族盤據，尚未接受中國文化，因此北方成為中國文化真空地區。這時北方文化顯然失去了中心，而少數未隨晉室南渡的知識分子，又不願負起社會教育的責任。因此這時傳播中國文化的，並非是士大夫，乃是深居在寺院中，或隱跡在山林裡的佛教高僧。他們捨去安逸，放棄靜修，披上如來救世的法衣，而以中國文化承繼人身分，負起社會教育的責任。這使寺院變成書院，使平民社會中聰秀失學的青年，趨向於寺院中，既有師友們講道，又有書籍可以翻閱，個人又不需要負擔經費，更不憂懼外界刀兵盜賊侵害。寺院講學的風氣，實由此起。南方社會相繼仿效，梁陳間講學，或在宮中，或在寺院；或由高僧，或由帝王；或講佛學，或講儒學；老莊諸子，無所不講。南北雙方政府和人民對佛教都發生好感，於是佛學自然更加蓬勃。後世宋明理學家開闢書院講學的風氣亦因此而啟發。當時佛教傑出的高僧，首推道安、慧遠、僧肇、僧叡、道生、法雅、道林等。這些高僧不獨精通佛學，又是兼通老莊玄學的大師。他們的精神智力，風度和胸襟，不獨榮冠當世，相望於數百年之間，而在北方社會發揮中國文化的精神，又遠超過南方社會。南北朝政治主權雖屬分裂，文化雖說中衰，然在學術思想上，由於佛教高僧的傑出表現，卻開出一片新天地。（僧肇之《物不遷論》，道生之人人皆可成佛說）不僅使上流社會帝王公卿文人雅士傾倒欽崇，並使無數平民百姓相繼歸宗。其最顯著者，胡人殘暴好殺，永嘉末年，石勒、劉曜等殺害晉人不下數十萬眾，而石虎、符生等尤為殘酷，殺人不眨眼，毫無人性。神通廣大之佛圖澄，於西晉永嘉四年來到洛陽，至東晉永和四年圓寂，他在中國整整的三十九年，始終活動於石趙勢力之下。據他的傳記所載：「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此他以半帶神祕性的法術，用來感動石勒父子放下屠刀，生起信心。他雖未譯一經一論，卻使人們於黑暗混亂中獲得安寧和光明，這正是運用佛法大慈悲力拯救蒼生之用心處。他的徒眾頗多，最能光大他的事業者，則為常山道安。佛圖澄死後，道安率門徒南遊，分遣法汰於揚州，遣法和入蜀，而自己與徒眾共赴襄陽從事教化。道安後有慧遠，皆是中國佛學史上的棟梁。

南北佛教趨勢迥不相同。北方佛教多由高僧領導，並獲帝王擁護；南方佛教多由居士領導。北方佛教重於行禪，南方佛教偏於哲理的探究，想以佛學代替儒學成為人生真理新的領導者。但南北佛教高僧卻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即以佛教文化為媒介，使南北政治宗教文化趨於調和以致統一。因此南北朝時政治主權雖有分裂，但南北朝佛教始終為一。北方經過一百多年，終至隋代，又把中國南北統一，這不能不歸於佛教高僧以佛教文化促進民族融合國家凝成的功效，這時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維護和傳播所做的貢獻，實無遜於兩漢的儒生。

在此我需要特別指出：佛教雖說是一種宗教，但沒有一般宗教的迷信，反而特別重視人心智慧的啟發。既可視為一種學術思想，也是一種高尚的精神文化，因此它於宇宙人生真理的探求，更遠超過宗教信仰。兩晉以後，佛教更偏重學理的研究，當時佛學高僧為探求真理所表現積極的精神，更令人敬佩。從三國末年至北宋，先後約八百年間，我國赴印求法的高僧，或由陸路，西入流沙八百里，上無飛鳥，下無人煙，視日月以辨東西，觀遺骨而識徑路，及至蔥嶺，冰雪萬里，瘴氣千重，始得轉入印度。或由廣州登舶，經爪哇、錫蘭轉入印度。其冒險犯難的精神，千古無匹，先後達一百八十餘人，去者數盈半百，存者僅有數人。這些高僧赴印的目的，不僅為求取梵本經典，並向邊疆異族傳播中國文化，促其內向，安定邊疆，並攜回大批梵本經典，從事翻譯。（請參閱宋雲、惠生《行記》及玄奘之《西域記》）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漢末至唐代中葉，先後譯人一百七十六人，譯出經典，總數達七千零四十六卷。大批經典傳譯，不獨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大事業，而對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影響，學術上的貢獻，更屬史無前例。嚴格地來說，魏晉南北朝，雖說為中國文化中衰的時期，然從佛學思想來說，卻為佛教融入中國文化最興旺的時代，這時中國人傳統人文精神，正患貧血的病症，而從佛學思想裡輸入大量新鮮血液，使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力得以增長，更有了繼續發展的機會，以至宋明新儒學產生，都得力於佛家新的血液滋養。

自此佛學便在中國園地生根，至隋唐便開花結果，完全成為中國的佛教，先後開創了純中國化新宗派，而天台、華嚴、禪之三宗，把中國人傳統的人生觀、宇宙觀、本體觀完全納入佛學理論中。中國人本來缺乏一個崇高本體，佛教傳入以後，才開出一個新天地的（本體觀）生命！

在此我需要指出的，中國人本沒有深刻的民族界線，只有文化高低的觀念，他們看重文化更遠勝於民族血統的異同。在秦漢時代，在北方融合許多不同血統的民族，使他們能與自己過著同一文化的生活。

談到宗教信仰，先秦以後，中國人的希望，已超過宗教的需求。基於儒家的理念，大家努力於天下太平大同世界的實現。可惜這個理想，至東漢，因王室腐化，社會紛亂迭起，儒家已失去領導社會的能力，中國人傳統大同世界的遠景逐漸消失，人心頹喪，渴望光明。這時佛教從印度輸入大批經典，其教義又符合中國文化的傳統，加之佛教高僧偉大人格的感召，風度與智力所表現慈悲觀平等觀的救世精神，適為中國破碎人心所需要，這是中國人當時接受佛教信仰一個基本的理由。

佛教本為外來的思想，又是一種宗教，但佛教傳入中國，何以能獲得國人普遍的信仰，乃至在中國文化園地裡生根開花結果呢？這自有它的種種因素存在：（1）佛教根本思想裡的慈悲觀平等觀，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仁義思想極相似。（2）佛教以人為本，佛生於人間，於人間成佛，佛說眾人皆可成佛，這與儒家人人皆可為堯舜，又極相融洽。（3）佛教傳統的信仰，著重在自身，一切由自身出發，結果仍回到自身，人人都可以行菩薩道，終至成佛；不同西方神教，至多只能生天回到上帝膝下做奴僕。這與國人希聖希賢、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道理不謀而合。（4）佛教的信仰的對象，不是外界的上帝，乃是人類的自身。從人心上說到客觀世界，宇宙萬物，以及大千世界，一切皆是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乃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色一香無非如來法身，這種圓融互攝、萬物一體的觀念，又與國人傳統思想相合。國人認為客觀的世界，非但不與我對立，並以融合物我的觀念，把客觀的世界與我融為一體，故有「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二者又為一致。（5）佛教的精神重在法，而不重視教主，故有依法不依人的遺教，但對佛所說的法，重於實證，而不在思辯，這又近於中國傳統的實踐思想。（6）佛說人事一切，都決定於自心，不同於其他的宗教決定在上帝，這又與中國傳統觀念「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相合。（7）小乘佛教雖以出世為重，但中國所行為大乘教，大乘教的精神，即「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如是形成為積極救世的精神，這與儒家重視人文社會思想相似。因有這許多因素，所以南北朝時胡人在北方社會，其政治生命能綿延一百多年之久。此期間胡人漸漸為中國文化所同化，而由於佛教高僧輩出，若道安、慧遠、僧肇、道生等，皆本其深銳的智慧，悲天憫人的精神，苦心孤詣，發大弘願，上欲窮究宇宙的真理，下以探求人生的真諦，以拯救蒼生為己任，不以個人安逸為念，運用佛法，大慈悲力，極力融合各方的民族，更融和各方文化，使佛教光輝，得以永照千古。

中國文化本富有偉大容忍性與調和性，對外來的思想，不特不拒絕，反而竭力容忍吸收引為己用。在藝術上，北魏襲取犍陀羅技巧開鑿了大同、龍門、敦煌等石窟，使中國文藝、美術、建築等都發生很大變化與進步。在教義上，《華嚴》、《般若》、《法華》、《三論》、《涅槃》等經相繼輸入，開創了新宗。這些新的藝術，及銳智深邃的哲學思想的傳入，不僅無礙於中國文化發展，反擴大了中國文化思想領域。尤以《大本涅槃經》，倡導人人皆有佛性，與儒家人皆可以為聖賢的思想相合，因此，佛教的慈悲與儒家之仁，同以一心為救世之宗師。是故中國文化內涵和外貌，都富有佛教文化思想的成分，亦即是佛教承繼中國文化全部的精神。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