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自尊陷阱：教出自信與慈悲的孩子
The Self-Esteem Trap: Raising Confident Kids in an Age of Self-Importance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面臨了工作上的瓶頸。我的內心無時無刻不在臨床的心理治療中糾結著，為的是那些憂心忡忡的父母，他們擔心處於青少年期或更大的子女缺乏對他人的善意與同理心，我還花了很多的時間治療那些二、三十歲，有著良好教養的成年人，因為他們開始對令人稱羨的生活感到不滿，此外，我也花很多時間治療那些以不可能達到的完美典型來束縛自己與子女的年輕母親。有一天，我心裡突然出現一個聲音：「我受夠了！」

我讀過每一本談論如何理想化與縱容子女的書。就我所閱讀與思考過的東西來說，我無法找到一個立足點，可以讓我或我的案主爬出陷溺其中、無法自拔的窠臼。這個窠臼就是我們所承襲的文化見解：每個人都是特別的、都是贏家，也都具有成為偉大人物的潛能。在這樣的窠臼中，我們相信人人都能對生命做出不同凡響的貢獻，也相信平凡的一生是難堪的。這種態度迫使父母與子女們產生了過度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也永無饜足。這樣的態度為親子雙方製造了強大的需要，並且過度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以及永無止盡地想成為最棒的人、擁有最好的事物。

儘管教養專家已經對這窠臼中的觀點提出批評，也做了研究，但我們還是無法掙脫。如果我們為了身陷其中而責備自己，或是認為沒有其他可以獲得幸福與自信的選擇，那麼掙脫的感覺會非常痛苦。

在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中期，老師和家長開始在年輕人之間推展治療低自尊的運動?，希望藉此增進孩子的創造力和自我表達能力，然而這種教育和養育運動，不知不覺中卻助長了某種自尊的陷阱：對於成就、財富、權力和名聲等種種懷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當這些期待在成年生活中無法得到滿足 ─因為它們不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便是對自我出現了負面評價。而要化解負面的自我耽溺（self-absorbtion）所形成的陷阱，對自我投以更多關注這種作法，並無法帶來任何助益。關於這個主題已經有非常多的好書出版了，有些以學術研究為根基，有些則建立在臨床的觀察上。 儘管他們在定義問題的用詞上或有不同，但討論的其實都是相同的問題。迄今尚未有人能明白指出問題的根源，或是發現治療之法。

過度聚焦自我、無止盡的不滿、成為優秀者的壓力、未準備好要承擔成人的責任、優越感（或自卑感），還有過度害怕丟臉，這些都是這個問題的普遍徵兆，不管是深陷其中的人或是旁觀者─心理健康專家、老師、父母和祖父母─都會承認這一點。我 或 許 會 用 像 是「 自 戀 情 結 」 與「 自 認 有 權 」（entitlement）這一類的標籤，但我相信它們隱含著羞辱的意思，尤其是用在評判、診斷或指控的情形中。我不是要貼標籤，而是要我們離開這種有害的陷阱，也是要讓我們不再責怪自己與他人。所以，我決定自己也來寫一本書。

關於孩童與成人的發展，我寫過很多書，也做過很多公開且專業的演講。寫書可以幫助我了解我所不了解的事。我以為自己應該能勝任這本書的撰寫。做為一位榮格學派的分析師、心理學家和心理治療師，我已有二十年以上的經驗了。在較廣泛的精神分析訓練中，我也精通所謂的「自我心理學」，它研究的是父母將我們過度理想化，或貶損我們所造成的創傷。我的研究與學術背景是建構在「人的發展」上，除了教學之外，也大量研究兒童和青少年的發展。

然而，從事這項計畫還是比我想像的要艱難得多。我已經在自尊陷阱的周圍遇上尖銳的敏感性議題與令人痛苦的困惑。首先，沒有人願意被責怪，每個人都害怕自己會被罵。沒有一位父母想聽到被捧在手掌心的孩子，因為父母所做的某些事而不快樂。其次，父母和成長中的子女在成為大人這件事上，對於現在是否比從前更容易或更困難，出現了歧見。第三，我們現在僅僅能夠了解人類的大腦發展至成熟需要多久時間（直到二十五、六歲為止），還有年輕人要到何時才能熟練自我管理所必須擁有的技能─也就是如何做出健全的決定來引導他們的生命。走過早期的童年歲月，那時你可能相信自己已經完全長大了，但青少年和青年仍然繼續發展他們的身分認同和價值。

最後，每個人對於「自我」這個主題都很敏感。我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也學會避開在晚餐的時候談論這個話題，好像說到這件事就讓人渾身不自在。彷彿我們都害怕自己陷溺在自尊陷阱中 ─容易惱羞成怒、過於自我中心。這一切反而讓我明白一件事，也就是我必須找到正確的語氣來陳述這個問題才行。很多的不安、想法和努力，都投入在這個尋找適當語氣的過程中，而我確信，我並非總能做得正確。

所以，要是有時候我的言論冒犯了你，請多包涵。我想以專家的立場和身而為人的觀點，誠實說出我所看到的事。我深深同情那些為此問題苦惱的人，特別是因為我自己也是個母親，也當上了祖母。我們在談論和自我有關的問題時，其實是很冒險的。

開始寫這本書後不久，我了解到我正在處理的是一種廣泛的文化議題，而非僅是某個心理學問題或是和某種教養或家庭形態有關的難題。根據我身為一個母親和教育家的經驗，我開始意識到，大約在一九八○年代，我們對子女的文化理想有了改變，但我無法確切指出這從何時開始的。我想知道，我在年輕人和兒童身上看到的躁動不安、自我迷戀和犬儒心態（cynisism，編按：無所謂的厭倦態度；玩世不恭或憤世嫉俗），是否與即將消失的「傳統型」父母有關（我自己就是被這樣的父母養大的），在傳統的教養中，世代之間有明確的界線，階級的權力分配也總是那麼恰當。

我有很多同行（都是臨床心理學方面的專家）宣稱，這樣的改變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的結果更是息息相關：小孩子不再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將注意力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上，因為他們受到制約，注意力集中的時間變得愈來愈短暫。我看到的是對長輩的無禮或不尊重，其他人看到的則是他們在生理上的失衡，或是電視、電玩、流行音樂或其他青年文化所造成的廣泛影響。這些我都不確定。

近來，我很高興發現了由心理學家珍．特吉（Jean M.Twenge）所做、堪稱最完整的學術研究，這項研究論述清晰，容易為人所接受。她的研究結論顯示，我們對孩子的教導和期待，已經出現了文化構造上的改變。出生於一九七○年代初期和二○○○年代之間的人─年紀大的現在已經是三十多歲的成人，年紀小的則是小學生和幼童─都含括在這種改變之內。她針對一千三百萬美國人所做的大規模跨世代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是：「『聚焦自我』的觀念進駐文化主流後所出生的世代，絕對不會知道這是個把責任放在自我之前的世界。」她把這一世代稱之為「Me　世代」（Generation Me，編按：意思是「唯我世代」。出現在特吉的書《Me 世代：年輕人的處境與未來》） 。在本書中，我會不斷使用「Me 世代」這個詞彙，就和她所做的研究一樣。這個世代的組成，一般包括了所謂的「X 世代」（出生在一九六○年代晚期和一九七○年代之間的人） 「Y 世代」、（出生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之間的人）和「千禧世代」（出生在二○○○年代的人）。但是她證明了核心的意識型態可以廣納、集合這幾個年齡差異相當大的族群。

最重要的是，Me 世代一直聽說，自己是擁有才華和優點的獨一無二的個體，總而言之，他們就是「特別的」。Me 世代常常有種感覺，以為理當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機會」，事實上是要求他們以不同凡響的方式發揮創意、獲得成功。從表面上看，較大的優點應該自動轉化為提昇的自信和自主能力，但令人難過的是，結果常常相反。成為特別者的困擾在於，它助長了自尊的陷阱：過強的自我意識、孤立，以及永不停止的自我批判。這種陷阱所造成的最大困擾，就是伴隨著「無法在生命中讓夢想落實」而產生的沮喪和焦慮。成為一個特別的人和感覺自己如此的人，意義何在？

就字面上來看，它的意思是例外的、非凡的、優於平常的。「特別的」通常會和它的相似詞「獨特」產生混淆。「獨特的」其字面意義就是獨一無二。因此說某個人比另一個人來得更加獨特，是個錯誤的用法，因為你無法去比較獨一無二的人。如果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那麼獨一無二也就很平常。但是當某人說：「你是如此特別！」這句話帶有突出的含意，意思是超越於一般之上。在一個像我們這樣如此強調個體性和競爭性的社會，「特別的」這張標籤，可能會變成你肩上的重擔，但它卻是完全不必要的額外負擔。

早在一九八○年代，我就在當時的文化氣氛中注意到這種改變，我讀過一本堪稱里程碑的研究，當我寫這本書時，我又想起它。它是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書，書名是：《心的習慣：美國生活中的個人主義和公共責任》（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本書以一種大規模、多位作者共同執筆的社會學評論觀點警告我們，要是強力著重於個人主義，可能會出現偏差：

我們並非不靠他人與團體，反而是要通過他們，才能找到我們自己。我們絕對無法只靠自己就可以了解自身。我們發現自己在工作、在愛和學習上，都是和別人面對著面、肩並著肩的。我們的一切活動都是在人際關係、團體、機構和社區中進行，而這些都是由組織架構所規範，也是由有意義的文化型態所詮釋。我們的個人主義本身也是這樣的型態之一。

這項研究顯示了許多學者在一九八○年代，對特殊自我的問題苦心思索的結果，儘管當時家長們與眾多專家正在助長兒童的特殊自我。我們不但沒有幫助孩子學習如何在家庭與社會裡工作、愛和分享，反而教導他們把焦點放在自身的成就和對成功的期待上。我們不斷擔心他們的自尊問題，道理何在？

本書提供了我所能給予的最佳答案，我是秉持著與讀者對話的精神來做這件事的。我覺得自己知道今日許多父母和年輕人痛苦的心路歷程，所以不想增加任何人的痛苦。我相信，「改變我們的態度」是掙脫自尊陷阱、移除特殊自我之桎梏的關鍵。毋需責怪自己或他人，只要去注意我們長久以來已共同陷入這個窠臼裡的事實。特殊自我的問題不是個別的父母、兒童、青少年或成人本身的錯，它是由整個世代出於自身的需求，因無知而造成的錯誤。

在本書中，我將追溯自尊陷阱的源頭到「戰後嬰兒潮」（編按：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生的（也是我自己所屬的世代）世代）的童年，接著我會繼續說明解決之道。我在本書中所運用的知識包括數十年來所接受的心理治療訓練、我對人類發展的知識、個人身為人母與身而為人的體驗，還有許多從當代心理學發展出來的理論。我也借助了種種的宗教傳統要義，其中佛教的傳統尤為顯著─自一九七一年以來，我就是一位佛教修行者和學生。

佛教可以顛覆以自我為主的西方心理學，並且提供一種真正的新觀點，讓人們明瞭我們的相互依賴性─我們與他人彼此之間的互享互讓─乃是自信與幸福的基礎。佛教的教義核心對於日常生活的智慧是：我們所受的苦，極大部分來自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以為自身的成就、財富、權力或名聲會帶來持續不斷的滿足與意義。除了心理學和宗教以外，我的方法也明顯受到廣泛的訪談和我為本書所做的研究等雙重影響。尤其是從那些訪談中，我做了很多和你們─我的讀者─有關的許多假設。

一些和你們有關的假設

首先，我假設你們被自尊的陷阱所困擾─從你們自身的童年開始，這樣的陷阱諸如：想當一個盡最大能力為子女做事的父母、要身為可以指導年輕人的老師、當個可以和年輕人共事的老闆或經理，或是成為一個像我一樣覺得無計可施的治療師。我之前曾提到，當我們開始談論自我時，就會變得敏感。我們會想問：「誰的自我？」和「你不認識我，怎可談論我這一個人？」好吧，或許我會主張我們的身分認同中有一部分是共享的，而且藉由了解我們的文化社會對身而為人和成年人的意義有哪些說法，也會對自己很有幫助。我們對身分認同的假設和期待，在最近的歷史上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它們讓我們用十分不同的方式，以個體身分體驗自己。

我在本書中會對此加以討論。此刻我只是想指出其他一些在我們談到自尊和「成為特別」時經常出現的議題。舉例來說，我們從研究和經驗中得知，外貌與成就通常會先跟特別的女孩子相提並論。傑出的體育表現和權力（可以來自成就或智識）則被視為與特別的男孩子有關。從某方面來說，當它涉及性別，我們便會用不一樣的價值標準來評斷什麼是特別的。了解性別如何影響我們評價自己的方式雖然很有用，但這些並非我在此要論述的主題。

在我稍早出版的書裡，有幾本是針對這個主題而寫的，其中包括了最近的《快樂女人從自主開始》（Women and Desire: Beyond Wanting to Be Wanted） ? 本書的目的是對。自信發展出一套新的探討方式，而性別與特別化的複雜性會讓我遠遠偏離這條路。在一種相似的脈絡中，談到「成為特別的」這一困擾時，社會階級經常隨之而生。過度助長與過度誇獎孩子的成就和成功，已被很多專家認為多半是中產或上流階級的教養方式所衍生的產品。當我開始為寫作本書而做研究時，我也沿著這些路線在思索。有些人辯稱，勞動階級父母強調世代間的界線，並期待受到更多尊重，或許會讓他們的子女處於不利的地位，無法肯定或要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在進行相關研究和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得到的結論是：我們不能說自尊陷阱和現今強調做贏家的觀念和社會階層有關。我相信自尊的陷阱影響了所有的大人和小孩，無論他們位於何種社會階層，因為它為成人生活中的身分認同和價值觀，設定了一個廣泛的參考架構。媒體、學校和廣告等發揮了種種的影響力，在如何看待自己這方面，不斷強調一種要優秀、要特別的理想典型。

我想要你們─我的讀者，知道我一直深思著你們在自尊陷阱這方面所產生的一些感受、焦慮和痛苦。還有，我希望寫一本讓你可以很快、很容易讀懂的書，所以我必須限制一下自己聚焦的重點。我很清楚，自己的探討方法並不是對每個人來說都那麼容易理解、那麼具體。除了性別之外，本書中我尚未提到的其他主題還有虐待、忽視和創傷。如果在你的成長過程或成人生活中，有遇過任何的傷害，或許我的一些泛泛之論會讓你不快或覺得不合用，還請見諒。我的焦點是放在一個特定但普遍的問題：強調特殊才能、個人成就和彷彿每個人都能成為非凡之人的期待所產生的影響。在某些個案中，我會略過這個問題的微妙之處，以便盡可能讓核心主題清楚地呈現。

我的研究和訪談

我為撰寫本書而開始進行研究，不久之後，我決定不為了說明自尊陷阱便大量從我的心理治療案主那裡找材料。因為這些主題會引發各種感受與自我意識，我可不想讓我的案主們「曝光」，即使掩飾身分也不行。到最後，我只從自己的臨床研究中援引幾個實例，並另外引用一個接受其他人治療的年輕男性做為唯一的延伸範例。取而代之的是，我決定訪問種種不同型態的人。我訪問年輕人─現在是二、三十歲的人─他們是在 Me 世代中長大的。我想聽聽他們對生命的看法，問問他們在強調成為特別之人的環境下長大是什麼樣子。我也訪問教育者、校警、社工人員、校園諮商，以及其他精神健康領域的專家，他們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經常處理覺得日常生活飽受自尊陷阱影響的家庭、兒童、青少年和青年。我詢問他們關於學習、愛、工作，以及複雜糾葛的人際關係等種種問題。雖然我問的是一般制式版本的常見問題，但我們還是循著我和受訪者開始訪談後自然形成的脈絡來對話。我事先已經把問題給了他們，萬一我們把話題扯遠，還可以拉回來。

我運用了一切我還在求學與做研究時所搜集到的材料，有些材料相當明白，有些則背景隱晦不明。這些訪談包括這兩種形式的其中一種：當受訪者只顯示出名字而沒有姓氏時，我用的就是假名，我會以某種程度的掩飾說出這個人的故事，並且把它和其他人的故事結合起來。另一種訪談則會顯示真正的姓名─不是假名─還有受訪者的工作單位。在所有的案例中，引用的話語都是原封不動抄錄下來，沒有更動一字，也都經過受訪者同意。除了訪談以外，我也在三所大學裡主持了一項針對大學生進行的不具名調查。

因為我的住家和工作地點都在佛蒙特州中部，所以我主持的研究工作也大多在美國東北部。我打電話給教育學者和專家，請他們建議我採訪的名單。我也打電話給我認真讀過或聽過的書籍作者。我請住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幫我聯絡其他專家，也請我的受訪者推薦我一些人。我著重在與我有地緣關係的區域，這讓我對於自尊陷阱有了某些獨特的洞察。為了撰寫本書，我讀過許多書，它們的研究區域是設定在城市或擁擠的大都會區，這些地方的父母和孩子，在物質報酬與其他成功的外在象徵方面，皆盡量想要擁有最好的，或成為最出類拔萃的人（諸如送孩子去讀菁英學校，一路從幼稚園直到哈佛大學為止）。

在某些意義重大的面向上，佛蒙特和這些都會區恰好形成對比。許多城市移民（我就是其中之一）會選擇在佛蒙特定居，以便過著簡樸生活，與大自然更加親近，也能拋開與普遍存在於美國城市和都會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合而為一所產生的壓力。在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有許多夫妻定居此地養兒育女，因為這裡可以護衛孩子的純真並加強人文主義的價值。但是即使我深愛並全然擁抱佛蒙特文化（我在此已住了十二年），我也發現此地的某種特性：在家庭生活中對食物、活動和創造力的一種完美主義式的要求，而這可能導致一種生活應該接受控制以便「做對」每一件事的信念陷阱。完美主義是一種制約，在此制約中，我們的理想阻止我們腳踏實地、靈活反應與態度謙虛。舉例來說，在一九七○年代進入一九八○年代時，在佛蒙特州有一種廣為流傳的哲學思維，要求把兒童視為與生俱來的完整個體，認為他們僅僅需要正確的滋養、支持和自由，就能發展成為命中註定的「特殊自我」。這種思維模式也導致要成為一個特別之人所產生的種種煩惱。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和來自不同背景、不同性別、不同種族和不同年齡的人交換過意見。自尊陷阱會以許多種形式和聲音來顯現。我確信你在這些篇章中，會聽到引起你共鳴的聲音，這和你的年紀與所住的地方毫無關係。如果你想表達自己對自尊陷阱的想法或問題，請自行到我的網站留言：www.young-eisendrath.com，讓我知道你的看法。

發現新的中心

為了讓我們的生命步上正軌，某種程度的自我關注、聚焦自我是必要的，無論我們的年齡為何皆然。然而若陷入羞愧、焦慮、壓力或競爭（即使只是在心中進行）的心態而無法自拔，可以說是不折不扣地走向不幸之路。當你擔憂自己，覺得丟臉或有缺陷，就難以放鬆，甚至更難接受原本的自己。生活中平凡的喜悅與樂趣從你身邊溜過，即使你的生活過得還不錯，也擁有很多所需的舒適，還是可能覺得有某種根本的東西受到了欺騙。想成為特殊之人的煩惱就是經常陷入負面的自我耽溺中。

父母和子女一向被教導的是：成為且覺得自己是特別的，就能帶來幸福快樂和正面的自尊自愛。很諷刺且令人難過的是，結果幾乎是相反的。在這些篇章中，我邀請所有人好好檢視自己在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上，有什麼樣的感受，藉此發現對自己的自信與慈悲。有一種根植於我們彼此共通的人性和相互依存上的東西，就是我們所謂的「做一個凡人」。當我們逐漸成長和發展時，便能認清生命並不只屬於我們、不只是做自己高興做的事。在我們整個生命中，尤其是童年，受到了不計其數的人所支持與照顧。回饋我們曾給予的禮物─人類與其他眾生─就是通往幸福快樂與自尊自愛的確切之路。做個凡人可能是我們渴求的目標，這似乎與我們的直覺相反或令人困惑，但它的的確確是一種成就。平凡，深深根植於了解人類處境的智慧，以及一種所有人皆息息相關、總是相互協助的認知。把我們的生命建立在做個凡人的重要性之上─無論是成員或領袖、依賴者或被依賴者─並且對生命加諸所有人身上的一切慈悲以對─這就是發展自信的全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