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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研究入門

作者:岡部和雄、田中良昭編

譯者:辛如意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3年06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漢傳佛教譯叢

規格:平裝 / 15x21 cm / 535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40011

ISBN:9789575986148

定價:NT$540

會員價:NT$421 (7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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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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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第二章 格義與三教交涉 伊藤隆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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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格義

佛教傳華之初,儒道思想已成為中國固有思想,民間信仰諸如黃老、神仙等思想,以各種型態傳存於世。毋庸置疑的,佛教是世尊開創的宗教,反映出印度和西域文化,中國人在信仰佛教時,自然會產生異文化交流和衝突。印度、西域、中國之間,從紀元前在絲路進行人文物質交流,不難想像中國人早在文獻記載佛教以前,就已知此宗教存在。貿易者之間固然知悉,卻至漢代才有王公貴族和士大夫聞曉佛理,當時他們的反應,恐怕就像袁宏(三二八-七六)在《後漢記》卷十(四部叢刊本,頁五左)的記述般,感到震撼不已吧。

所謂「格義」,就是以相應的中國古典辭彙來比附解釋佛典事數。例如梁朝慧皎(四九七-五五四)撰《高僧傳》卷四〈竺法雅傳〉(《大正藏》第五十冊)說明的「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格義是指詮釋中國佛典的方法。根據僧叡(三五二-四三六)的〈喻疑〉(《出三藏記集》卷五、《大正藏》第五十五冊),格義並非拘泥於訓詁註釋,而是促使佛教弘傳中國的方法,亦稱為「配說」。在理解和接受異文化之際,自然會以本國固有思想或概念、甚至文化習慣等作為準則,來比照解讀異文化。格義的語義是「量度義」、「格其義」,就字義來看,佛典漢譯即是格義,顯著例子就是佛教的空翻譯為無或本無,泥洹(涅槃)譯為無為,無我譯為非身,阿羅漢譯為應真等,這些例子與道家思想關係尤深,於是自然出現一種說法,就是「佛典格義翻譯」(塚本善隆《中國佛教通史》一,頁三○七,鈴木學術財團,一九六八)。

有關格義的方式,向來有兩種觀點。一種是限定時代和內容,時間在釋道安(三一二-八五)之前,內容是以老莊的無思想來比附解釋《般若經》的空思想。另一種是將格義視為理解和接受異文化的典型方式,亦即含括所謂的佛、儒、道三教交涉之意,這種情形不限於內容或時代,而是從廣義角度來詮釋。正如《高僧傳》說明般,這種方式採用相應的中國古典辭彙比附解釋佛典,既非限於特定時代,亦非局限於對照或比配語句,而是從思考概念內容上鋪展,便能掌握顯示三教交涉的具體例。

過去如宇井伯壽、常盤大定等學者是採用前者觀點研究,後者則是以陳寅恪、湯用彤、任繼愈、塚本善隆等為代表。這部分的詳細說明,可參考拙著《中國佛教の批判的研究》(大藏出版,一九九二)本論的〈第一章 格義佛教考〉。陳寅恪特別關注格義,視其為三教交涉的代表之例,並蒐羅各種史料論證。豈料此後在中、日兩國,格義僅被視為魏晉佛教的小課題之一。筆者自一九八○年代後期以來,認為格義不僅是三教交涉的具體例,更是闡明三教交涉的情形、分析中國佛教思想特質上的重要課題,對格義作出廣義解釋。拙著中表示:「將老莊思想的特色視為『道、理的哲學』,以『道、理的哲學』為基礎理解和解釋佛教,稱之為『格義』。以格義觀點解釋的佛教,筆者皆稱為『格義佛教』」(前揭書,頁一三二),目的就是為了闡釋三教交涉、尤其是佛、道教交涉的思想狀態所提出的研究假說。

小林正美〈格義佛教考〉(《シリーズ東アジア佛教三 新佛教の興隆 東アジアの佛教思想二》,春秋社,一九九七)之中,認為格義應有限定的用途和方法,時代上採取東晉時代的特色,指出「格義佛教」是日籍中國佛教史專家創造的語彙。彭自強在《佛教與儒道的衝突與融合》(成都:巴蜀書社,二○○○)中,指出魏晉玄學的流行對佛教詮釋造成影響,促成佛典的格義解釋,此後逐漸在東晉至南北朝時期發展為「得意」。

過去有關格義與佛、道關係的論述甚多,例如以格義為例,將五戒(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比照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或將三皈(皈依三寶)比照為三畏(畏天命、大人、聖人之言),這是將儒、佛思想作對比,儒、佛關係中當然也有格義問題存在。

由上述內容可明確了解格義是佛教與以儒、道為代表的中國固有思想之間的交涉,換言之,格義與三教交涉密切相關。

二、三教交涉研究與其必要性

鎌田茂雄曾言:「若想理解中國佛教,就不能在思考這個課題時,將中國固有的民族宗教道教排除在外。」(平川彰編《佛教研究入門》,頁一八八,大藏出版,一九八四)。而儒家亦是密不可分之一環,闡明從格義所象徵的三教交涉情形,堪稱是中國佛教研究中最大、最重要的課題。不僅如此,還可釐清中國思想史的實際情況。梵典和西域諸語佛典傳入之際,許多傾心佛法的人士紛紛參與贊助,不少中國固有語彙反映在經典譯語和譯文中。換言之,儒家和老莊等古典思想和語彙經常出現在佛典中。在此暫不贅述譯經概要和傳譯方面的問題,但不可忽略的是漢譯佛典顯然並未完全忠實於原典,既然如此,原典和漢譯佛典的比較研究不可或缺,而從三教交涉角度進行漢譯佛典的原典批判研究,也成為必要課題。筆者期盼研究者能參考中村元〈佛典漢譯に影響を及ぼした儒學思想〉(《中村元選集九 東西文化の交流》,春秋社,一九六五)、福永光司〈佛教の漢譯と中國古典學〉(《中國の哲學.宗教.藝術》,人文書院,一九八八)、丘山新〈漢譯佛典論〉(《岩波講座東洋思想十二 東アジアの佛教》,岩波書店,一九八八)等著作,針對個別問題深入研究。這不僅是譯語使用的調查研究,還應分析中國固有思想發揮的功能和意義。分析方法與分析結果的評價,將受研究方法或取向相異而有所不同,研究者採取的方法論和立場表明十分重要。

漢譯佛典的原典批判研究至今進展緩慢,原因是研究上過於困難。研究者不僅要熟悉中文,還要兼具梵文或西域語的解讀能力,若想成為闡明中國佛教的重要研究,就必須克服語言上的困難。縱然無法獨力完成,還可結合印度、西域和中國佛教的學者,或能理解巴利文、梵文、藏文的學者,與通曉中文的學者共同從事研究。袴谷憲昭《佛教教團史論》(大藏出版,二○○三)曾指出西域和中亞這些不屬於華梵地區的中間地帶,其佛教發展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若能加以闡明,就不會局限在中國框架之內。印度與西域(包括印度邊陲和西藏)、中國之間的交流角度也十分重要,該要如何跨越中、印之間存在已久的學術藩籬,將是今後應發展的課題。就此意味來看,近年受注目的論文是苅谷定彥〈《大阿彌陀經》法藏菩薩說話段の異質性—《阿彌陀經》に比して〉(《佛教學》四十五,二○○三)。

三教交涉是佛、儒、道三種異質思想的交涉研究,對於成為研究對象的資料,應有語言學及文獻學作為基本、基礎研究。其研究目的和最受重視的課題就是思想交流的情況,以及思想交流對三教彼此的影響和思想意涵。換言之,就是一種思想研究。這是以佛教為中心考量,但三教已各為獨立領域,故有試圖以各別立場分析三教或二教交涉的研究(這部分將在以下第三部分說明)。中、日學者採取不同研究立場或取向,產生的差異則各有意趣,甚至可互補周全。比方說,日本學者多半善用本國長年累積的研究,以及近現代的最新研究繼續發揮,對佛教教理(思想)具有卓越理解。另一方面,中國學者在近年陸續發表成果,對本國文化滿懷自信,也提出令人矚目的見解,但在理解佛教思想方面(尤其是印度佛教),以及對過去海內外研究的關心程度尚顯不足。相信這些情形在近期內應會改善,但無論如何,研究三教交涉最重要的,就是確切掌握佛、儒、道的各思想本質後再進行研究,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筆者會強調理所當然,是由於想確切掌握三教的各思想本質並非易事。正如研究者會思考何謂佛教這個亙古永存的課題般,儒、道兩家同樣面臨此疑問。對研究者而言,若不能正確掌握佛、儒、道的各別本質,就無法研究三教交涉思想。

三、三教交涉的整體研究成果

以下著作,是目前筆者考慮到與三教交涉整體相關的主要研究:

1.常盤大定《支那に於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東洋文庫,一九三○)

2.久保田量遠《支那儒道佛三教史論》(東方書院,一九三一)

3.久保田量遠《支那儒道佛交涉史》(大東出版社,一九四三)

4.武內義雄《武內義雄全集八 三教交涉史》(角川書店,一九七八)

5.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

6.湯一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一九八八)

7.湯一介《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

8.伊藤隆壽《中國佛教の批判的研究》(大藏出版,一九九二)

9.湯一介《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

10.彭自強《佛教與儒、道的衝突與融合—以漢魏兩晉時期為中心》(成都:巴蜀書社,二○○○)

11.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二)

12.王曉毅《儒釋道與魏晉玄學形成》(北京:中華書局,二○○三)

13.杜繼文《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三)

14.伊藤隆壽著,蕭平、楊金萍譯《佛教中國化的批判性研究》(香港:經世文化出版,二○○四,第八項的中譯本)

第一、二、三項是探討從佛教傳華至明代的整體三教交涉的問題,雖是較早期的著作,卻是論述三教交涉的基本專著,很值得閱讀。第八項是承襲袴谷憲昭《本覺思想批判》(大藏出版,一九八九)、松本史朗《緣起と空—如來藏思想批判》(同),是以佛教思想的基本立場(緣起說)為立足點,對三教交涉導致佛教中國化採取批判式的研究。

第六、七項與第九項以下的幾部中國學者著作,皆探討佛教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屬於三教交涉的研究書,可知現代中國學者熱切關注此問題。近年日本學者幾乎不曾從事三教交涉研究,相對凸顯了中國學者對本國文化迫切關心。這些著作顯示中國學者見解獨到,提供許多值得參考的觀點和看法,但在研究和學術方法上,並未採取日本學者視為常理的方式,也就是必須參照海內外先行研究,再提出個人主張和新見解。有些中國方面的研究,也未採取日本研究成果或議論。這或許是國情或研究環境使然,但目前的新進學者已漸作修正和調整。例如上述的第十項已盡量參照先行研究後再探討重要問題,如此方法備受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