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研究入門

一、敦煌—佛教東漸要衝

敦煌位於長安（今日西安）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最西端，匯集了天山南北路、西域南道三路的絲路要衝，是一處繁華鼎盛的都市。自一世紀起佛教東漸後，敦煌是前往中國的必經之地，亦是中國最初接受佛教的地點。敦煌出身的月支人竺法護（二六五－三○八）曾如是言：「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竺法護活躍於三、四世紀，當時已有西域僧侶往來敦煌，當地因各民族語言混淆，造就了竺法護的宣揚佛教環境。

二、埋藏的佛教文獻—發現、蒐集、保管

千佛洞遺跡

敦煌於二十世紀初有兩項重大遺產備受世人矚目，就是有千佛洞之稱的石窟寺院，以及封存於第十七窟藏經洞的數萬卷古寫本。

敦煌市區周圍有四個稱為千佛洞的遺跡，分別是：

1.莫高窟：位於敦煌縣城東南方約三十公里的鳴沙山麓，根據中國學者的考察，目前有四九二窟存在。

2.西千佛洞：距敦煌市中心西南方約三十公里的黨河北岸，許多石窟已崩毀，現存二十二窟。

3.榆林窟：距敦煌市中心以東一七○公里，現存四十二窟。

4.水峽口窟：榆林窟以東，有小千佛洞或下洞之稱，僅存六窟。

其中規模最大、造就敦煌盛名的就是莫高窟，地點位於鳴沙山麓。實際上，在此開鑿的大小石窟重層堆疊，距離長達一．六公里，是象徵佛教隆盛的歷史紀念碑。

三、敦煌出土資料與研究

（一）石窟出土的古寫本與蒐集

西元一九○○年，一位名叫王圓籙的道士偶然發現莫高窟的一室（第十七窟藏經洞），室內藏約五萬件古寫本，成為敦煌舉世聞名的遺寶之一。

歐美人士得知消息後，英人史坦因率先於西元一九○七年赴敦煌，取得部分文獻返國（交由大英圖書館保管）。法人伯希和隨後前往，又取走部分文獻（交由法國國民圖書館保管）。中國政府將剩餘文獻回收（由中國國家圖書館保管）後，日本的大谷探險隊、俄人奧登堡紛紛前往敦煌，繼續蒐集相當可觀的文獻。

從語言構成來看，敦煌文獻大半是漢文寫本，其餘以藏文寫本為主，另有維吾爾語、于闐語、粟特語等古代中亞語文寫本。內容包括儒家和道教等外教典籍、僧尼戶籍調查、土地買賣契約等經濟文書、曆本、文學書之類，又以佛經和經疏等佛典類占絕大多數。還有少數印本（九－十世紀）和帛畫，幾乎全是紙類手抄本。這些文獻約成立於五世紀初至十一世紀，長達六百年之久。

為何會將大量寫本封入石室中，至今原因未明。從出現許多破損經典來看，至少可推斷這些文獻並非正式藏經，而是將不再使用或舊損的佛典埋藏一處，以表尊重之意。古寫本的來歷雖不明確，每一部著作卻真實反映昔日敦煌佛教徒的信仰和生活，從獲取第一手資料這點來看，敦煌寫本極富史料價值。

（二）敦煌出土文獻研究

敦煌古寫本問世後，東洋學者一舉投入研究，最初階段是關注偶然保存於敦煌石室中的三階教典籍，這些文獻在中國原已散佚，因此被視為珍本公開於世。至於佛典方面，禪宗文獻備受矚目的原因，是發現過去未知及散佚文獻。東洋史專家從寫本中找出古代中國經濟和法制的具體記載，迅速展開研究後，受到各方關注，有「敦煌學」之稱的研究領域於焉誕生。

（三）研究方法的轉變

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榎一雄、山本達郎共同努力下，將史坦因文獻的微膠片全部取回日本，可藉由照片貼近實物原貌。如此一來，敦煌研究導向新局面，迥異於昔日研究者在探討時，只能透過「尋寶」方式發掘和介紹古逸及未流傳的新文獻。這種方式是透過敦煌出土文獻，直接解讀並重現敦煌佛教原貌。研究者當然是以闡明敦煌佛教為目的，但過去研究卻非如此。原因之一是昔日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敦煌既屬中國佛教文化圈，佛教發展就應該與中土佛教相契合，出土文獻應從中國佛教的角度來定位。即使推測敦煌曾發展固有佛教文化，卻礙於殘卷未全或未見真跡，無法掌握實貌。

然而透過公開文獻照片，已故東洋史學家、亦是書法家的藤枝晃博士，曾設法從筆跡演變來判定寫本時代，打破判讀文獻的制限。許多出土寫本欠缺識語，並非完本，僅有少數（約千件）保留識語，可得知寫本繕寫年代。將這些寫本按年代排列，可明顯發現字跡因時而異，設定筆跡變化的基準也以此為衡量標準，縱然沒有記錄寫本年代，仍可根據筆跡特徵推斷大致抄寫年代，這就是藤枝晃博士提倡以筆跡判定寫本年代的方法。如此能讓至今因年代不詳導致無法採用的寫本殘卷得以活用，有效文獻數量因而倍增。透過照片檢視，不僅能歸類筆跡，還可將寫本型態、紙張等質量方面的特徵歸納不同類型。千佛洞壁畫的題材和構成可配合佛教教學變遷，更有助於理解，透過敦煌資料，即可闡明「敦煌」固有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