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研究入門

一、「中國天台宗」的研究課題

所謂的「天台宗」，是指「天台智者大師」在中國浙江省的名嶽天台山創立新宗，其建構的佛學和教理深受弟子尊崇，因而形成佛教教團。智者大師本名智顗，南梁時期人物，生於西元五三八年（此年為佛教正式東傳日本之年），名揚陳、隋二朝，寂於隋代中葉（西元五九七年），享壽六十歲。

天台智顗的佛學思想是標榜「教觀相資」，在整合教理思想和禪觀實修方面極具創思，以精深無比的佛教學獲得高譽，對後世影響十分深遠，讓天台教學研究依然得以傳世至今。

誠然，智顗縱然天資穎悟過人，亦無法獨創教學。綜觀天台教學的形成過程，首先應先溯及智顗之師南嶽慧思（五一五－七七）與前人的教學傾向，再關注其弟子章安灌頂（五六一－六三二）的教學，從廣域的、綜合的層面探討時代特性和社會背景、佛教信仰。

至唐代，荊溪湛然（七一一－八二）重振日漸衰微的天台教學，眾弟子鼎力大振其道。日本傳教大師最澄（七六七－八二二）閱讀鑑真（六八八－七六三）攜來的天台典籍，深信天台宗思想最適於自國，便以留學生身分赴唐修習，修法於湛然的弟子道邃（七六○？－八○五？）、行滿（七三七－八二四）等人，返國後以研修成果為基礎，西元八○六年在比叡山開創日本天台宗。比叡山的佛教學，無疑是對日後的日本佛教發展貢獻良多。筆者在此暫不探討「日本天台宗」的課題，只針對「中國天台宗」的研究課題作說明。

宋代以後，四明知禮（九六○－一○二八）、慈雲遵式（九六四－一○三二）等高僧輩出，天台教學重新獲得評價，但此後發生山家山外的教觀論諍，天台教學主要是由知禮下三家繼承，明末則由蕅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的教學延傳其脈。

天台教學如此長期反映各朝的佛教界動向，不斷被重新檢視和反覆建構，發展出新的教理思想。因此「天台宗」的用語中，在廣義上含括了智者大師朝地理、歷史層面拓展的整體教學。

那麼，何謂天台教學特色？筆者認為，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七項：

1.在立場上，對《妙法蓮華經》抱持絕對的歸依信順。

2.將作為修行理論的「天台止觀」體系化，並予以確立。

3.對《大般涅槃經》進行評價。

4.證明菩薩戒之優勢。

5.形成天台淨土宗。

6.推廣稱為「懺法」、「三昧行法」的各種禮懺。

7.從事其他如《維摩經》、《金光明經》、《仁王般若經》、《金剛般若經》等研究。

這七項特色皆成就了天台宗卓越的教學形成，對中國佛教發展產生莫大的影響。
將以上智顗的佛學特質定位後，便可探討其師慧思與後繼的湛然教學，甚至含括知禮、遵式、智旭等人的教學，進而擴展至現代天台教學的研究動向，對今後必須朝何種研究領域發展有更進一步展望。

二、天台總概論與研究著作

首先要介紹天台教學的總概論和研究書。

天台宗的先驅研究，代表有島地大等《天台教學史》（中山書房佛書林，一九三三、一九七六復刊；隆文館，一九八六復刊）、上杉文秀《日本天台史》正、續二卷（一九三五，國書刊行會，一九七二）、硲慈弘著，大久保良順補註《天台宗史概說》（《天台宗讀本—宗史篇》，天台宗務廳，一九三九；大藏出版，一九六九改版）、福田堯穎《天台學概論》（一九五四，中山書房佛書林，一九八六）等。

前述的島地大等《天台教學史》，是以探討《摩訶止觀》的二十三祖相承說為起始，並以禪觀思想的發展為中心解說天台教學的源流史，卻沒有探討智顗之前的《法華經》研究史。上杉文秀在《日本天台史》續卷收錄的〈天台宗典籍談〉內容相當出色，是以《法華經》研究史為背景，探討天台教學的形成過程，卻未論及《大智度論》或《中論》研究史。硲慈弘在《天台宗史概說》的「中國天台宗」單元中，僅以三十頁篇幅論述日本天台史，但在探討「朝鮮天台宗」的發展上，十分值得矚目。福田堯穎《天台學概論》是由〈法華圓教概說〉、〈天台密教概說〉、〈天台圓戒概說〉這三篇構成，內容是解說教理綱格。此書與硲慈弘的著作並列為天台宗研究之權威，可惜文體較為古典艱澀。

一九五○年代，佐佐木憲德《天台教學》（百華苑，一九五一）、安藤俊雄《天台性具思想論》（法藏館，一九五三、一九七三），兩書將歷史和教理兩層面系統化彙整，內容相當翔實，很適合初學者參考，尤其後者是名著，獲得極高評價。繼而有佐藤哲英《天台大師の研究》（百華苑，一九六一）、山口光圓《天台概說》（法藏館，一九六七）、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とその展開》（平樂寺書店，一九六八）、新田雅章《天台哲學入門》（第三文明社，一九七七）、鎌田茂雄《天台思想入門》（講談社，一九八四）、武覺超《中國天台史》（叡山學院，一九八七）等。

前述的佐藤哲英《天台大師の研究》，主要是探論和確定智顗全著作的撰寫時期，根據智顗傳記和著述，探索教理思想的發展，是極富開創性的研究。這項研究結果，是將過去認為並非智顗親撰的著作形成背景加以闡明，此書是研究之際，首先應隨時參考的必讀書籍。山口光圓《天台概說》則針對諦觀所撰的《四教儀》解說教理。安藤俊雄《天台學—根本思想とその展開》是以教觀相資為基礎，系統化解說教理和止觀兩層面，可作為參考。新田雅章《天台哲學入門》是解釋天台核心思想，鎌田茂雄《天台思想入門》則是主要解說凝然《八宗綱要》的論點，兩書皆是簡便型的新書文庫版。武覺超《中國天台史》採用研究筆記的形式，以便了解天台宗的發展史概要。中國近年的研究有朱封鰲、韋彥鐸著《中華天台宗通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一），廣泛討論近現代的中國、香港、日本、韓國的天台宗發展動向，可供讀者參考。

除此之外，石津照璽《天台實相論の研究—存在の極相を索めて》（弘文堂書房，一九四七）是運用哲學思惟方法闡釋圓融三諦的教理，並論及宋代山家山外的論諍史。玉城康四郎《心把捉の展開—天台實相觀を中心として》（山喜房佛書林，一九六一）是針對《華嚴經》偈：「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領略，闡明慧思、智顗、湛然、源清、智圓、知禮的教學是如何發展心識的問題，最後探討法藏以外的華嚴教學。江戶、明治時代出現天台是以實相為依據的法門，華嚴則以緣起為依據的法門，過去的天台教理思想研究者對這種實相論、緣起論的對稱分類方式並未感到疑惑，玉城康四郎卻在研究中提出質疑，因而備受矚目。其他先行研究方面，則有佐佐木憲德《天台緣起論展開史》（永田文昌堂，一九五三）。武覺超《天台教學の研究—大乘起信論との交涉》（法藏館，一九八八），同樣延續這項研究，十分受到注目。

智顗傳記的最早研究，分別是佐藤哲英《天台大師の研究》（前揭書），以及胡維茲（Leon Hurvitz）的著作Chih-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Ideas of a Chinese Buddhist Monk（1960-62 Melau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1980,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Bruxelles）。此後有京戶慈光《天台大師の生涯》（第三文明社，一九七五）、新田雅章《智顗》（《人物中國の佛教》，大藏出版，一九八二）、多田厚隆《天台大師の思想と生涯》（〈重文天台大師像解說〉，同朋舍出版，一九八二；亦載於後述的多田孝正《法華玄義》附錄）。京戶慈光的著作是新書文庫版，研究成果令人刮目相看。新田雅章的著述是針對一般讀者，多田厚隆則在書中附錄年譜。中國直到近年才有研究專著，就是李四龍《天台智者研究—兼論宗派佛教的興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三），內容不僅回顧中文研究論文和著作，還廣泛參考日本和歐美研究，提供中國方面的新研究動向而備受矚目。

智顗傳記資料的基本文獻，是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大正藏》第五十冊）與其編纂的《國清百錄》四卷（同四十六）。《智者大師別傳》則有上村真肇譯《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國譯一切經 史傳部十》，大東出版社，一九六七）、清田寂雲編《天台大師別傳略註》（叡山學院，一九八八）。《國清百錄》方面，池田魯參《國清百錄の研究》（大藏出版，一九八二）將全書一百零四項資料完全以現代文譯註。傳記研究的參考文獻，可參考堀惠慶編寫的《天台大師略傳》（第一書房，一九三六、一九七六復刊），是將江戶末期（一八四八）的慈本撰《天台大師略傳》四卷付梓成籍。《續天台宗全書 史傳一》（春秋社，一九八七）收有堯恕《智者大師別傳新解》二卷、忍鎧《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考證》一卷、可透《天台大師別傳句讀》二卷、敬雄《天台智者大師別傳翼註》二卷等《別傳》的末註書，並收錄日詔纂集《天台智者一代訓導記》二卷、日妙編撰《天台智者大師紀年錄》一卷和《天台智者大師紀年錄詳解》二卷、慈本記述《天台大師略傳》四卷。至今學者垂涎渴求的珍本，盡收於《續天台宗全書 史傳一》之中，堪稱是視若重寶。研究者必須善用這些資料，才能完整闡釋智顗的傳記。智顗昔日修法的天台山，今日呈現風貌又是如何，相關介紹可參考陳公余、野本覺成《聖地天台山》（佼成出版社，一九九六）、齋藤忠《中國天台山諸寺院の研究—日本僧侶の足跡を訪ねて》（第一書房，一九九七），皆提供最新的訊息。

南嶽慧思的傳記研究，川勝義雄〈中國的新佛教形成へのエネルギー—南嶽慧思の場合〉（《中國人の歷史意識》，平凡社，一九八六）、梅弘理（Paul Magnin）的著作La Vie et L’oeuvre de Huisi（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Paris, 1979）、佐藤哲英〈南嶽慧思の研究〉（《續天台大師の研究—天台智顗をめぐる諸問題》，百華苑，一九八一）、池田魯參〈南嶽慧思傳の研究—《大乘止觀法門》の選述背景〉（《多田厚隆頌壽紀念》，山喜房佛書林，一九九○）、大野榮人「南嶽慧思的禪法與其背景」（《天台止觀成立史の研究》第一章，法藏館，一九九四）等。可供參考的慧思傳記基本資料，則有中國佛教研究會〈《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譯解〉（前揭書《多田厚隆頌壽紀念》）。

荊溪湛然的研究，日比宣正《唐代天台學序說—湛然の著作に關する研究》（山喜房佛書林，一九六六）、《唐代天台學研究—湛然の教學に關する研究》（同，一九七五），皆是參考佐藤哲英的研究方法，活用於湛然教學的研究探討，成果深受矚目。此後湛然的新研究方向，可見於潘霖德（Linda L. Penkower）的著作T’ien-t’ai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Chan-jan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 Press, New York, 1993），以及吳鴻燕論文（後述）、池麗梅《荊溪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の研究—唐代天台佛教復興運動の原點》（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二○○五）等。

宋代以後的天台教學，例如安藤俊雄《天台思想史》（法藏館，一九五九）有系統地彙整相關思想，近期研究成果則有林鳴宇《宋代天台教學の研究—〈金光明經〉の研究史を中心として》（山喜房佛書林，二○○一），探討山家山外為了《金光明經疏》廣略二本究竟何者為原本而引發長達三百年的論諍史，並回顧宋代天台教學研究史。
有關智旭教學的論述，首先應參考張聖嚴《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特に智旭を中心として》（同，一九七五）的研究成果。

《國譯一切經 諸宗部十四》（大東出版社，一九六○；一九七九修訂），收錄多田厚隆譯《金剛錍論》、塩入良道譯、校訂《天台四教儀》、平了照譯、村中祐生校訂《十不二門指要鈔》和《四明十義書》、關口真大譯《教觀綱宗》，藉由以上文獻可知湛然、諦觀、知禮、智旭的教學端倪。《指要鈔》研究可參考平了照《和譯通解十不二門指要鈔、和譯西谷名目》（文一總合出版，一九七八）。《四教儀》方面，則有稻葉圓成《天台四教儀新釋》（法藏館，一九五三），古風文體，教理解說卻十分精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