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人生佛教的追尋與實現
Toward a Modern Chinese

第一章

在革命的年代捍衛佛法

十九世紀末，在1911年國民革命成功，迫使清朝（1644—1912）最後一個皇帝溥儀（1906—1967）退位之前，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古老文化展開了一場空前的重新評估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發出如此深切的反省呼聲，以及有時出現兩極化激烈爭辯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清朝國勢嚴重衰微，而且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影響力愈來愈強大所造成。中國境內到處動亂不安，各地所發生的激烈反清活動，造成社會巨大變動，國家陷入四分五裂。但是，造成了社會的普遍動盪不安的許多問題，譬如官員貪污腐敗、稅務政策不公、少數民族政策失當等問題，本質上都與西方人出現在中國並無關聯。不過，其他重要問題則直接或間接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而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很少受到其他國家發展的影響。
「西化運動」大體上是為了因應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滿清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外國強權的讓步而形成的。中國軍隊被英國打敗之後，西方人士陸續東來，西方觀念的入侵，逐漸讓中國人認知到，這兩種文明之間，基本上是處於不對等的關係，而這個問題必須處理。此時，中國不只在主權方面做出讓步，中華民族過去頗為自信的自我認知，也遭受了強烈的挑戰。雖然東方和西方不對等的真正本質以及由此產生的認同危機，很難予以評估。但是事實上，有一個解決方法是全中國人都能夠認同的，那就是：在這個艱難的環境中，中國需要有創造力、有活力的領導人，重新審視這個國家的過去，同時，在變動不已的全球環境中勾勒出這個國家的未來願景。許多人認為：解決中國內部問題，與因應新的外來壓力並作出適當回應，兩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於是，正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指出的現象，中國人在面對「認同危機與如何看待西方」這個問題時，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其中一派是提出放棄傳統的反對偶像崇拜者（iconoclasts），另一派則是主張堅守傳統的傳統派（traditionalists）。更重要的是，反對偶像崇拜者與傳統派人士都聲稱：「中國人所關切的，就是建立中國與西方的對等關係。」
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直認為他們的國家就是「中」國，也就是「位居世界中心」的意思。中國人認為，他們並不是眾多國家中的一國，而是處在周遭盡是蠻夷之邦的唯一文明國家。過去，那些期待與中國建立關係的國家，都被要求必須承認自己國家是處於比較低微的地位，而這種屬國朝貢制度，正好也反映了中國的種族自我中心主義。明朝一代（1368—1644），統一的朝貢制度已經相當體制化。此外，與中國建立並維護邦交的正規程序也相當繁瑣，而且花費龐大。直到十六世紀末，中國和滿族、蒙古族互相往來，趨向雙邊模式的外交關係才告出現。不過，在十七和十八世紀遇上中國官僚化政治意識形態的西方國家，則對屬國朝貢制度的種種規定感到相當不滿。西元1800年之前，西方強權國家派遣至中國的貿易代表團首腦人物之中，除了一位之外，其他人員全部被迫接受朝貢儀式，即必須遵守在清朝皇帝面前下跪叩首的禮儀。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初期，西方國家的政府官員和商務代表便拒絕承認或拒絕完全遵守中國政府的規定。正如徐中約指出：
貿易人員想要擁有更大的行動自由，而且，剛從拿破崙戰爭解脫出來，並從工業革命獲得強大力量的西方國家，不願再痛苦地接受朝貢制度的束縛。他們堅持按照歐洲的法律和外交方式進行國際關係。但是，中國並不想犧牲他們所重視的朝貢制度。事實上，他們說：「我們沒有請你們來，如果你們要來，就必須接受我們的方式。」針對這樣的說法，西方國家的回應是：「你們不能阻止我們來，而且，我們要用我們的方式進來。」
英國在鴉片戰爭打敗中國之後，更嚴重加深了雙方的歧異。甚至，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一連串不平等條約之下，被迫開放增加與西方的貿易，這不僅為西方國家帶來了極大利益，而且嚴重傷害了中國的主權。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增加了五個通商口岸。到了十九世紀的下半葉，新簽訂的條約又增加了許多通商口岸。到了1911年，許多來自西方國家的人士，在中國的四十八個城市皆享有「治外法權」，也就是這些外國人的管轄問題是根據他們自己國家的法律，而不是根據清朝律例。因此，在通商口岸出現了以自身利益為中心的商人與熱心傳播基督教的傳教士共同組成的大社區。的確，從韋伯（Max Weber）的觀點來看，許多西方人士解釋，他們來到中國工作是命中注定的神聖事業。許多西方人都將來到中國，視為回應全球性基督化與資本主義化的天命召喚。由於他們以這種方式對自己出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加以合理化，所以，這些被一般中國人稱為「外國鬼子」的人，在有意或無意間，往往對中國人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表現出傲慢和不屑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滿清帝國的統治權力，受到愈來愈多來自國內外的挑戰。滿清統治權力瀕臨危機的原因，不只因為滿清政府無法有效地因應外國強權的侵犯，也因為鄉村農民普遍貧窮、都會地區的失業和犯罪率不斷升高、苛捐雜稅讓人民不勝負荷，以及惡名昭彰的貪污政府和無能統治。清廷維繫政權所根據的「天命論」，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各地暴發許多內亂事件。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捻亂（1851—1868）、回亂（1855—1873）雖然陸續被敉平，然而流血事件頻起，民眾死傷無數。於是，在1860與1870年代，清朝政府被迫採取革新自強運動，即名之為「同治維新」。然而，正如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所指出：「維新」只是暫時性地壓制日益高漲的社會衝突與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疏離感。
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中，保守派與主張現代化的革新派之間，辯論愈來愈激烈。張之洞（1837—1909）等人提出了一種剛開始頗具吸引力的創新方案，即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口號，但是到了後來，它的重大瑕疵便被所有的人看清了。中國的「核心價值」（essence）不斷地遭到貶抑，被認為完全無法達到足以和西方的經濟與科技水準媲美的務實目標。同一時期，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對亞洲的侵略亦逐步增強，而無數的外國勢力範圍和租界亦相繼在中國境內出現，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人民的仇外和反基督教的情緒不斷高漲。中央集權的威力更加速削弱，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的腐敗，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地方軍事化與區域性軍隊的成立。中國在中日戰爭（1894—1895）中屈辱地戰敗之後，光緒皇帝（1871—1908）發起改革運動，但立即遭到權傾一時的慈禧太后（1835—1908）所抵制。慈禧太后將光緒監禁在皇宮內，繼續將中國問題歸罪於外國的干預，並祕密地支持以反對外國人為目標的「義和團之亂」（1899—1900）。
慈禧太后於1908年11月過世，而光緒則在她過世的前一天神祕死亡。於是，慈禧的曾姪，三歲大的溥儀繼任帝位，稱為宣統皇帝。由於宣統年幼，他的父親因此被選出擔任攝政王，代行王權。最初，這位攝政王被認為是位能接受君主憲政體制的人，但是他卻拒絕召集國會的請願，而且內閣成員的安排仍以滿人居多。這些作為立即讓改革派感到失望，於是，人們對於在清廷統治之下，想進行任何重要變革的樂觀氣氛，隨之迅速消退。此時，政治動力急遽地轉向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1866—1925）這一方。孫中山於1905年成立革命組織「同盟會」，由他擔任會長。他提出了三項激進的主張，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同盟會也清楚地揭櫫四大目標：推翻滿清、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和平均地權。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革命行動爆發後，各省紛紛響應，聲明脫離北京的清朝政府，當時，正在美國的孫中山積極展開外交工作，尋求外國政府支持革命行動。孫中山一返抵國門，各省代表便在上海召開革命大會，立即推舉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職。此時，河南、河北兩省直隸總督袁世凱（1859—1916）因孫中山允諾日後賦予權力而被說服，也加入了洶湧澎湃的革命運動。隨著政治與軍事情勢出現關鍵性的發展，原來極力懇求袁世凱繼續給予支持的清朝政府，已發現自己的地位難保。1912年2月12日，年幼的宣統皇帝正式退位，結束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中國長期以來實施的帝制終告結束。此時，熱衷政治活動、來自浙江的年輕佛教僧侶太虛，剛好年滿二十二歲，他同時也是一位宗教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