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一葉一如來：林子青佛學論著集

鑑真和尚與隱元禪師
——唐明兩代二高僧對於日本佛教文化之貢獻

　　　　　　　　　　　　　　　　　　　　　　　　　　　　　　　
．引言

研究中日文化交通史的人，知道唐時日本有來華求法返國成名的最澄（傳教）和空海（弘法）兩大師的事蹟，而少知道在其以前我國亦有以高年碩德歷經危險至日傳法的鑑真和尚，知道明末有因乞師赴日傳其學術於日本的朱舜水，而少知道有以宗門巨匠飛錫渡日開山京都黃檗終於入滅扶桑的隱元禪師，我以為這是很可惜而值得表彰的。因為鑑真和隱元在中國佛教史上都是一代宗匠，同時赴日後弘宗演教，備受其朝
野崇拜，各為一代帝王師，兩人地位的崇高，千古如出一轍。

鑑真和尚渡日（公元七五四年），遠在最澄、空海入唐之前五十年（八○四），當時日本佛教基礎尚未鞏固，且無戒律流傳；鑑真以律宗名僧，篳路藍縷，開創日本的律宗，在日本佛教史上留下永遠不能磨滅的事蹟。隱元禪師於日本禪宗已衰時渡日，開山黃檗，使日本的禪宗為之一振，同時並攜去明時許多精印的《藏經》，實開後來日本鐵眼禪師刻印《大藏》的先河，在日本佛教文化史上亦同是不可忘卻的恩人。

這裡想就時代的前後，先述鑑真的生平和事蹟。
鑑真和尚因為高年，而且渡日時眼睛已瞎，終於入滅於日本，所以我國的記載非常不明，只有《神僧傳》和《宋高僧傳》略有記載而已。但那決不足以瞭解鑑真的全部。現在唯一可以幫助我們對於鑑真之理解的是，與鑑真同時的日人元開所撰的《唐大和上東征傳》。此傳在日本藏於經庫歷一千百數十年，至明治三十年才由日僧上田照遍重刻流傳。

民國三十一年由清水董三先生持贈於褚民誼先生，始得全部刊於南京中日文化協會所出版之《中日文化》第二卷第五期。褚民誼先生傳引說：「鑑真大師，以華人而揚輝於日，接引之廣，影響之大，世莫與京。弘法大師，以日人而載道於華，建樹之多，製作之富，業無能勝。佛化起於天竺，傳於中華，盛於日本，因緣融會，光燦互流，庶物之裁，文章之美，取之不盡，如木在林。人知日之富強，得力於陽明舜水，而不知實得力於佛，陽明之學，亦禪亞也。……昨者，吾友清水董三先生過舍，鬯談之頃，出《唐鑑真大師東征傳》一冊見示，著者元開，親接大師，言自可信，大師溝通中日文化偉業，讀賴此編之存。清水先生以為世知弘法者多，而知鑑真者少，實則鑑真意業，視弘法為大難。在華言華，華人尤宜知有此先哲，予則以為吾人方從事於中日文化事業，以牢固兩大民族之深心。詎知千載以前，早有作者，則吾人今之所事，果能不望古人而顏赬乎？」

日人木宮泰彥氏在其所著《中日交通史》第九章，曾根據《唐大和上東征傳》寫成三節，系統的敘述：（一）鑑真並其弟子之來日與新教之關係，（二）鑑真並其弟子與佛教藝術之關係，（三）鑑真並其弟子與學藝之關係。我們知道鑑真詳細的事蹟，是在十餘年前《中日交通史》出版之後。

．鑑真的生年

鑑真的生年，在中國史籍上記載絕少，《宋高僧傳》卷十四，有〈唐揚州大雲寺鑑真傳〉，所記極為簡略。我們只能從《唐大和上東征傳》裡去推算他的生年了。《東征傳》裡有這樣的線索可尋：「大和上，諱鑑真，揚州江都人也。……大和上年十四，隨父入寺，見佛像，感動心，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是時大周則天長安元年（七○一），有詔於天下諸州度僧，便就智滿禪師出家為沙彌，配住大雲寺，後改為龍興寺。……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時大和上年滿四十六，淮南江左，持淨戒者，唯大和上獨秀無倫，道俗歸心，仰為受戒之大師。……寶字元年（唐廣德元年，七六三）癸卯，春，弟子僧忍基，夢見講堂，棟樑催折，寤而驚懼，恐大和上遷化之相也。乃率諸弟子，模大和上之影。是歲五月六日，結跏趺坐，面西化，春秋七十六。」

從《東征傳》上這三次關於鑑真年歲的記載，我們可以推定他生於唐叡宗垂拱三年（六八七）。十四歲出家於揚州龍興寺，故址即今平山堂。神龍元年（七○五），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七○七），杖錫東都（洛陽），因入長安。景龍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於西京實際寺，登壇受具足戒。後來巡遊二京，究學三藏，後歸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間，獨為化主。

這個時期正是唐朝佛教的全盛時期，玄奘三藏才死了三、四十年，則天武后以舉國的力量提倡佛教的時代。佛教各宗，名僧輩出。中國佛教兩部最有名的經典——《華嚴經》和《楞嚴經》，便是這個時期譯出的（實叉難陀在長安譯《八十華嚴》，般剌蜜帝在廣州譯《楞嚴經》）。鑑真既遊學長安、洛陽東西二京，可以想見他對於當時佛教的造詣是夠深的。因為唐時無論你是什麼博通經論的三藏大德，都必以戒律為入
道的正門，不持戒者，常為僧中所不齒。鑑真所從受具足戒的和尚，又是當時律宗名僧的荊州南泉寺弘景律師，無怪他後來要以弘揚戒律為終身的事業了。

．鑑真渡日的因緣

誰都知道，隋唐時代的日本文化，主要是由中國傳過去的。《中日交通史》作者木宮泰彥氏說：「日本中古之文化，全係由唐移植之文化，無論何人決無異議。其直接移植文化者，則赴唐留學生也。赴唐留學生，《日本書紀》分學生與學問僧二種。前者，指學一般學藝之學生；後者，指學佛教之僧侶。」

當時日本佛教界雖曾派遣許多學問僧入唐留學佛教，相信他們尚無多大的成就。當時日本佛徒所斤斤注意的是經典的如何唱法，與誦經之如何合於漢音而已。養老四年（七二○）十二月詔云：「釋典之道，教在甚深，轉經唱禮，先傳恆規，理合遵承，不須輒改。比者，或僧尼自出方法，妄作別音，遂使後生之輩，積習成俗，不肯變正，恐污法門，從是始乎？宜依漢沙門道榮、學問僧勝曉等，轉經唱禮，餘音並停之。」

道榮是在鑑真之前渡日，致力於流布漢音的唐僧，亦可以說是當時渡日教日本僧徒念經方法的人。好像在中國六朝時代，印度西域的梵僧曾到中國來教梵音的唱念一樣。中國佛教念經的方法已經有了很大的變遷，今日日本和尚一種莊嚴虔篤的梵唱，也許是保留著我國六朝隋唐時代誦經的古法。

日本奈良朝的佛教，雖有聖德太子的擁護與提倡，因為當時中日交通不便，佛教的制度尚未完全傳入日本，尤其是佛教最重要的傳戒的方法，在日本簡直尚無人能夠傳授。所以，當天平五年（七三三）日本學問僧榮叡、普照等，隨遣唐使丹墀（多治比）廣成，入唐留學。他們看見中國當時尊崇戒律的情形，以及僧侶視得戒戒牒之寶貴，就像今日我國西洋留學生視博士文憑一樣的豔羨。他們深歎日本本國傳戒之無人，於是先請洛陽大福光寺道璿律師，搭乘日本遣唐副使中臣朝臣名代之舶，先行赴日，傳授戒法。這時榮叡、普照二人，留學中國已經十年，急於返日，遂請得西京僧道航、澄觀，洛陽僧德清、高麗僧如海，又託當時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致書予揚州轉運使李湊，令造大船，備糧遣送。然後才與本國同學僧玄朗、玄法二人，同下至揚州。

唐天寶元年（七四二）十月，榮叡、普照到了揚州，這時鑑真大和尚正在大明寺講律。榮叡、普照即至大明寺，頂禮大和尚足下，具述本意說：「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昔有聖德太子曰：二百年後，聖教興於日本。今鍾此運，願大和上東遊興化！」

鑑真看他來意懇切，便答說：「昔聞南嶽思禪師遷化之後，託生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聞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回頭再問同法眾中，有誰願應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的人；但大家都怕彼國太遠，滄波淼漫，沒有人肯發心出國。

於是鑑真大和尚正色曰：「是為法事也，何惜生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因此說願隨去的，有祥彥、道興、道航、神崇、忍靈、明烈、道默、道因、法藏、法載、曇靜、道翼、幽巖、如海、澄觀、德清、思託等二十一人。決心之後，便開始造船，準備船上乾糧等等，定期出發。後來眾中有一個道航，因為這次東行的使命異常重大，便說：「今向他國為傳戒法，人皆高德，行業肅清，如如海等少學，可停卻矣。」

於是如海大怒，遂決心搗亂，祕密報告當地政府，誣告道航等，準備乾糧造船入海，與海賊連。當時因為海上不靖，寧波、台州一帶海濱，海賊猖獗，當局得了這個消息，不管是真是假，便按址於諸寺收捉海賊，鬧出一場極大的風波。調查結果，並無事實。便將所造船沒官，其雜物分配各寺，其誣告僧如海，與之坐反俗，決杖六十，解送回籍。這是鑑真東渡第一次的挫折。

．鑑真渡日的挫折

這一次海賊事件解決之後，朝廷便下敕揚州：「其僧榮叡等，既是蕃僧入朝學問，每年賜絹二十五匹，四季給時服，兼預隨駕，非是偽濫；今欲還國，隨意放還。宜依揚州例送遣。」

榮叡、普照等，四月被禁，八月始出，讓玄朗和玄法先回日本。兩人相議說：「我等本願，為傳戒法，請諸高德，將還本國；今揚州奉敕，唯送我四人，不得請諸師而空還，無益，豈如不受官送，依舊請僧將還本國流傳戒法乎？」兩人便同到鑑真大和上那裡去商量。大和上說：「不須愁，宜求方便，必遂本願。」不久，鑑真便私出八十貫錢，買得嶺南道採訪使劉臣鄰之軍舟一隻，雇得舟人十八口，備辦海糧。

這次準備的規模極大，單是紅綠米就是一百石，麵五十石，其他食糧極多。佛像、經典、法器、袈裟、各種名香、石蜜、蔗糖、蜂蜜、甘蔗等，無慮數千斤。同行的法侶有祥彥、道興、德清、榮叡、普照、思託等一十七人；此外，玉作人、畫師、雕佛、刻鏤、鑄、寫、繡師、鐫碑等工手都百八十五人，同乘一舟，可見規模之大。天寶二載（七四三）十二月，舉帆東下。入海以來，遭遇惡風，波擊船破，經過幾次掙扎，終因當時航海術幼稚，不能達到目的。在寧波海外遇救之後，行人被送至鄮縣阿育王寺安置。這是第二次東渡的挫折。

這時越州的和尚，知道鑑真大和尚欲往日本國，便告州官，說日本國僧榮叡，誘大和尚欲往日本國，加以多方阻攔。時山陰縣尉，遣人於王蒸宅，搜得榮叡，著枷遞送京。送至杭州，榮叡臥病，請暇療治，經多時，云將病死，乃得放出。鑑真看見榮叡、普照等，為求法故，前後被災，艱辛不可言盡，然其堅固之志，曾無退悔。便遣法進和二侍者，帶輕貨往福州買船，並具辦糧用。他自己仍率諸門徒祥彥、榮叡、普照、思託等三十餘人，辭阿育王寺，經台州，登天台山，再下臨海縣，尋江至黃岩縣，便取永嘉郡路到禪林寺。正要向溫州出發，他的揚州弟子靈祐等，因為勸他無效，遂請採訪使通令各州留阻。結果在禪林寺被尋蹤追至，依舊送鑑真等回到揚州本寺。這時諸州道俗，聞大和尚還至，競來慶賀供養，遞相慶慰。獨大和尚憂愁，呵責靈祐。於是靈祐日日懺悔、謝罪，遂終六十日。這是鑑真東渡第三次的挫折。

天寶七年（七四八）春，榮叡和普照又從同安郡到揚州崇福寺來看鑑真，鑑真便再準備造船買香藥，備辦百一物，如天寶二載所備。同行有僧祥彥、神倉、光演、頓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榮叡、普照、思託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其餘願意相隨的合有三十五人。六月二十七日，自崇福寺出發。出長江，風急浪高，至越州界三塔山，停住一月；得好風再發，至署風山，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復發，去岸漸遠，風急波峻，水黑如墨，沸浪一起，如上高山，怒濤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觀音。

在海上漂流數月，終於漂到今日海南島最南端的崖州（唐稱振州）。自崖州設法東行經萬安州（萬寧縣）至瓊州，住開元寺。後來再由澄邁縣上船，三日三夜，便達雷州。由此經今日廣西境內之博白縣、藤縣、容縣，下桂江，至梧州，次至端州。到了端州龍興寺時，數年相隨，屢共患難之日本僧榮叡竟奄然死於端州，鑑真哀慟悲切，送喪而去。復由端州太守迎引，送至廣州。

《東征傳》述當時廣州情形如下：「又有婆羅門寺三所，並梵僧居住，池有青蓮花，花葉根莖，並芬馥奇異。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錫蘭）、大食國（阿拉伯）、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廣州當時對外貿易之殷盛，於此可以想見。鑑真在廣州住了一年，又向韶州出發，在韶州禪居寺住三日，州官引送入法泉寺，是則天為惠能所造寺（即今南華寺）。日本僧普照自此辭別鑑真，向嶺北往明州阿育王寺，時天寶九載（七五○）。臨別鑑真執普照手，悲泣而言曰：「為傳戒律，發願過海，遂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於是分手，感念無喻！」

這時鑑真因為頻經炎熱，眼光暗昧，有一胡人，言能治目，加療治，眼遂失明。自此向樂昌縣，過大庾嶺，至虔州（今贛州）開元寺。其次再到吉州的時候，鑑真的高徒祥彥亦入寂，鑑真更感悲慟。由是再經江州，入廬山東林寺謁遠公遺像。自九江驛乘舟至潤州江寧縣，入瓦官寺。其先前弟子靈祐時住攝山棲霞寺，聞鑑真來遠，親至迎接，悲泣而言曰：「我大和上遠向海東，自謂一生不獲再覲，今日親禮，誠如盲
龜開目見日，戒燈重明，昏衢再朗！」即迎接鑑真至棲霞寺供養，住三日，下攝山，重歸揚州府。仍住龍興寺。

鑑真自從海南島振州（崖州）回到揚州，所住州縣，立壇授戒，無空過者。今亦於龍興、崇福、大明、延光等寺，講律授戒，暫無停斷。這是鑑真第四次東渡最大的挫折，不但死了兩個中日的高足——榮叡和祥彥，而且連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以視法顯、玄奘諸公之求法印度，其遭遇之艱難實無多讓！

．鑑真最後抵達目的

鑑真最後離開揚州龍興寺是天寶十二年（七五三）十月二十九日，這次相隨的弟子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曇靜，台州開元寺僧思託，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台州開元寺僧法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揚州優婆塞（居士）潘仙童，胡國人安如寶，崑崙國人軍法力，瞻波國人善聽等共
二十四人。

這次乘日本使船歸國之便，鑑真等分乘副使胡麻呂船。十一月十三日，日本僧普照從越州餘姚郡趕來，乘吉備真備副使船，十一月十五日，四舟同發。至十二月七日航至九州西南的益救島（即今屋久島），二十日著九州薩摩國。日本天平勝寶六年（七五四）正月，古麻呂奏鑑真到築志（即今福岡之地）。二月一日到難波（即今大阪），唐僧崇道等，趕來歡迎供養。二月三日，至河內國（即今奈良之地）。四日入平城京（即奈良），孝謙天皇敕遣正四位下安宿王於羅城門外（即奈良都城之南門），迎慰拜勞，引入東大寺安置。二月五日，唐道璿律師、婆羅門普提僧正，同來慰問。宰相以下，官人百餘人亦來禮拜問訊。

不久孝謙天皇又敕使正四位下吉備真備，向鑑真傳述口詔說：「大德和上，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喻；朕造此東大寺，經十餘年，欲立戒壇，傳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大和上。」同時又敕僧都良辨，令錄諸臨壇大德名進禁內，不經於日，敕授傳燈
大法師位。

四月初，東大寺於盧遮那殿前建立戒壇，天皇、皇后、太子以下次第登壇受菩薩戒。不久，又為沙彌證修等四百四十餘人授戒。後於大佛殿西，別作戒壇院。這時四方聞名來學戒律的人，因為沒有供養，多有退還。這事竟為孝謙天皇聽到，便於寶字元年（七五七）十一月二十三日，敕施備前國水田一百町，鑑真想以此田建立伽藍，時有敕旨，施鑑真園地一區，乃故一品新田部親王之舊宅，於是普照、思託便請鑑真
以此為伽藍，長傳《四分律》。寶字三年，私立唐律招提名，後請官額，以此為定，所立伽藍，即今日的唐招提寺。

鑑真到日以後，在東大寺建立戒壇院，對於日本佛教有極大的影響。《中日交通史》作者說：「東大寺建立戒壇院一事，乃日本佛教史上最宜注目之事。東大寺為日本佛教之總本山，而名實上皆能確立其主權者，自此時始。何則？自此至平安朝，比叡山延曆寺建立大乘戒壇教界主權二分之先，無論何人，若不受戒法於東大寺之戒壇或其末寺下野藥師寺筑前觀音寺者，不能為大僧也。」

鑑真弟子中，包括四、五種不同國籍的佛徒，他們都是各有一種專門技術的。所以除了佛教本身學術的貢獻之外，對於普通學藝的貢獻亦很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