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之重新

一、新文化思潮的產生
　　成道以後的釋尊，以「天上天下無如佛」的偉大人格，接受天上人間的敬仰。釋尊說：「我身生於人間，長於人間，於人間得佛。」（《增一阿含》）這證明釋尊是出生於人間，即人而成佛，不是天上的上帝，或是冒充上帝的使者，而是人世間最高理想人格的覺悟者。偉大的釋尊，一切的思想智慧德行都在眾人之上，這是無可懷疑的！釋尊覺悟的智慧與不可思議的德行，所影響於當時印度社會的思想是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宗教哲學等多方面的。釋尊把覺悟思想的內容，以實踐的行動，宣傳給人類的大眾，其目的，是要建設一個新宗教體系的人間社會。釋尊出世後，不消說，給當時印度文化思想帶來了衝擊，蔚為一股新生的動力。婆羅門教是印度文化的淵源，一切政治、文化、宗教都受婆羅門教的支配，尤以西北印度的政治、經濟為當時全印中心的勢力。後來，這種力量漸漸移向東方。同時，從前印度西北婆羅門族獨立的局面，也漸漸受了新文化的影響，於是東北印度王族與農民階級漸漸抬頭。這種新興的勢力逐步發展後，產生了反婆羅門主義的新文化，六師及佛教便是這一勢力的代表。

二、當時印度政治文化的中心
　　釋尊時代的印度，原來以雅利安人所住的中國為政治的中心。北從拘薩羅國，南及摩揭陀國，西從跋蹉，以憍賞彌為首都，東至鴦伽，以瞻波為首都。

　　釋尊出世以前，印度分大小十六國，呈現群雄割據的局面。釋尊幼年時代，眼見拘薩羅國併吞其鄰邦迦尸，到釋尊青年時代，摩揭陀國又征服其鄰國鴦伽。經此變化後，僅剩十四大國對峙的局面。在這時，從前拘羅及般闍羅等於西北印度政治經濟的重心完全移向東方印度。摩揭陀、拘薩羅、跋蹉、阿槃提的四大王國及跋耆聯合國，為當時最有名的大國，在印度中國儼然為政界最大的中心，為統一印度及爭取權益，相互間不斷操戈。摩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及其子阿闍世王，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及其子鼻溜荼迦王，跋蹉國的優陀那王，阿槃提國的波殊提王及跋耆聯合國的首都吠舍離，各演其政治的野心，尤以摩揭陀國為強大，除掉拘薩羅國外，在恆河北岸無以為匹。釋尊在世時二國尚互相倚勢，至釋尊晚年摩揭陀國竟壓倒拘薩羅國，釋尊滅後二百年頃，更統一全印度。釋尊母國的釋迦族的地方，在政治上雖然獨立，但立於鄰近大國拘薩羅保護下，其人口不過百萬的弱小共和國，不斷受拘薩羅國的壓迫，到釋尊晚年竟為琉璃王征伐占領，釋尊頭痛三日。釋尊滅度以後，跋耆聯合國也被摩揭陀國阿闍世王征服吞併。因此多難的東部印度住民，不斷遭受兵燹之災，於是漸萌厭世觀念。因受戰亂的刺激而感覺人生無常及釋迦族的政治立場的劣弱，此或為釋尊捨棄政治生活出家修道的助緣。

　　當時摩揭陀、拘薩羅、跋蹉、阿槃提等諸國，都行君主政體。而以跋耆聯合國為始，有釋迦族、末羅族、拘利耶族、冒利雅族、普利族、巴哈族等。其相對位置在拘薩羅及跋蹉兩族的東方，自鴦伽以西，北從雪山，南至摩揭陀王國的地方，各地大小國都是運用共和政權。所以當時印度是君主制與共和制二種政體並立的。而且當時共和國的首領，相當於現代共和國的大統領。王為國民所選舉，議會開始之際，此為總理，有指導國事的任務。但有關立法、行政、軍事、宗教等公事，要經過議事堂議決處理，全巿民有政治平等的權利。若是選舉議員則必須確保於議場討論及投票的自由，但是議事的制度，比現代較為整齊。身處共和國的政體，深知共和制度運作的釋尊，當其後來組織僧伽教團，就採取當時議事法規為範本，所以釋尊的僧伽制度，根本的精神，就是六和—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制度。以此可知當時共和制度運作的情形，釋尊想以僧伽六和的制度，為當時共和政治的標準，建立人間大共和國。當時各共和國及各大國國王的政治思想都接受釋尊的指導，尤其恆河兩岸的大國摩揭陀、拘薩羅國王都皈依釋尊，摩揭陀國欲伐跋耆，因釋尊說七法而停止。當時許多的戰爭，即因此而遏止，釋尊可說為國際和平運動者，釋尊用新宗教的精神統一了印度！建設人間永久和平的基礎。

三、新經濟制度的建設
　　當印度政治勢力的中心移到東部時，於是摩揭陀國的王舍城、拘薩羅國的舍衛城、跋耆聯合國的吠舍離城、跋蹉國的憍賞彌城、阿槃提國的鄔陀衍那，都為當時有名的新興都巿。其他瞻波、波羅捺斯、娑雞多等都巿，也漸繁榮，從繁榮中帶來了劃時代的新經濟制度。多數大都巿繁榮的結果，便帶動了農村生活的進步，除保持原有牧畜耕作以外，並且注意到工商業的經營。華美享樂的思想普遍地流行於都巿生活中。工商發達職業分化，新商人、新職業增加。從前以牛或米為數量標準的物物交換制度廢止了，開始有錢幣的流通，於是信用制度開始建立。

　　當時印度經濟界最活躍的就是商人階級，商旅集團活躍，或越過大陸沙漠，或越過恆河流域，或遠渡重洋，取得大量的物資，振興了國內產業。不但獲得巨額的利益，並且帶來新知識，提昇文化的內涵，各都巿更加繁榮，於是產生許多新的富豪，佛經中常見到的大富長者或大商人，或商工集團的領袖，即指此富豪階級。釋尊於當時新興國家王族及長者間得到多人的熱心皈依，並得到他們精神與物質的支援，恆河兩岸的大商業家領袖須達長者，是釋尊教團虔誠的護法者，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須達長者一人獨資建築奉獻的。其次鹿母講堂、菴羅樹園，都是巨商信徒的布施，釋尊教團能夠迅速擴展，得商人力量之賜極多。

四、婆羅門教的沒落
　　印度東部王族及農商階級興起，加上大小共和國裡平等自由的精神與貿易事業發達的結果，從外界獲得豐富的新知識，促進國內文化的進步。同時王族的釋尊成道之後，使人們對婆羅門族第一清淨發生了懷疑。而釋尊一切眾生都可成佛的立論，給神造萬物說一個有力的否認。於是新文化運動，即是反抗婆羅門傳統的教權，而婆羅門教漸漸喪失人心，這可說為自然的趨勢。因為婆羅門族，假借神說，造成婆羅門族在社會上最優勢的地位，而婆羅門族於一般人民只有剝削而無利益，不期然而然，人民對四姓階級制度生起反感，使婆羅門族的特殊地位，不得不讓予王族。從前以婆羅門族為中心，現在以國王剎帝利為中心。但他們對於追求梵行、家住、林棲、遁世的四期生活的理想，對七世以來父母兩系血統的純潔，教授學習《吠陀》，自己或為他人執行祭祀，真正婆羅門教，依然一致尊敬惠施，並予不傷害的特權。印度東部真正婆羅門族已被王族的權威凌駕，而喪失原有的地位，而其餘大多數婆羅門族則陷於墮落，職業婆羅門，迷信預言，行咒術的遮道法，貪圖宮廷或村落的報酬，以豪奢享樂的生活為目的。有些為了生計，從事工商業的生產，於是婆羅門教徒化為流俗，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道了。

　　其他的地方，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心的沙門，根本否認婆羅門的教權，破除四姓階級制度。他們嚴守剃髮、乞食、獨身、遊行的規定，不但於內心，更在外形上也徹頭徹尾地反抗婆羅門。因為婆羅門法，視結髮與結婚為神聖。那樣的沙門生活，從釋尊出世以前一百年間漸漸成為印度特殊的宗教生活。但進入釋尊的時代，那種的生活流行於印度東部。而這時有許多有力沙門教團勃興，他們完全站在反抗舊婆羅門的立場。他們不拘囿於神道設教的權威，完全自由地熱心於真理的研究，對宇宙人生的認識與態度，各自發揮論點，這就是所稱的六師外道。釋尊一派的沙門，就乘這種時代氛圍展開獨特新宗教法門，對於有害無益形而上學的獨斷論，予以反對。因為這種固執與從前婆羅門教的思想雖不相同，但卻是以新宗教精神為幌子，而落於懷疑論或獨斷論的實在論的偏見。或以觀想為目的，沉潛於修定的生活，或極端專念禁欲苦行的生活，或極端沉溺於官能的快樂主義的生活。凡此種種，明行具足的釋尊其中道的思想確可救濟當時的偏頗，導向真理之路。

五、反婆羅門教勢力的興起
　　當時思想潮流是怎樣呢？依前面所說可以想像得到的，當時思想界紛雜到了極頂。大致地說初為數論、勝論，後為六派哲學，都為反《吠陀》主義的沙門團體，他們都信奉《奧義書》根本教義說，並且是當時進步的思想。

　　舊婆羅門教義，是根據《吠陀》的思想，對於宇宙萬有的根源，以梵天為創造世界有情的人格神，次第變化成為宇宙，舉行供養大梵天的祭祀，相信可得二世的幸福。

　　新派的沙門，立腳於自由主義，其異論百出，其代表的不外六師外道的思想。其中除掉富蘭那迦葉的無因論及散惹耶毘羅梨子的詭辯論，其餘一切都立足於獨斷的實在論，邪命外道的末伽梨拘舍羅及耆那教的大成者尼乾子若提子倡導物心二元，阿夷多翅舍欽婆羅主張極端唯物多元論，波浮陀迦旃延傾向物心多元論。而且彼等都是教團的指導者，從各人思想的立場，過著他們極端的生活樣式。就中當時最占優勢的，就是苦行主義的尼乾子教團與邪命外道，特別是後者與富蘭那的無因論及撥無因果的法則，主張宿命論。此為當時思想傾向的代表，《長阿含經．沙門果經》中可以看到他們思想的概略。

　　因為這樣，各派思想無形中互相對立，苦行主義以阿夷多一派順世外道為始，波浮陀、富蘭那的教徒，其他墮落婆羅門等享樂主義也是當時有力的思想，這個苦行、快樂兩派比較精進修定的生活。若散惹耶於王舍城擁有許多弟子，是當時頗有勢力的外道。他們對認識能力以詭辯為基礎，提倡判斷中止，對任何問題持超越的態度，以期內心清淨寂靜，為固執的修定主義。釋尊二大弟子如舍利弗、目犍連，原都奉行此教。

　　要以這個新舊的立場來看，婆羅門教的思想，就是傳統的唯神論，一切都屬於神的啟示，或是形而上的苦行、或快樂，但其結果，就是觀念與事實混合的獨斷的實在論。
　　釋尊先以考察認識的能力，避免一切形而上的論議，在消極方面雖與散惹耶相同以無記態度，但基於因緣的法則，以如實知見的立場，排斥一切的獨斷論，也就是積極地開示緣起的中道正見，把當時昏亂的思想界，引歸於光明的大道。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