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的祇樹給孤獨園

網站服務選單

會員服務選單

相關聯結

  • 聖嚴法師所有著作
  • 人生雜誌

您目前所在的位置:

商品圖片

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

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大視野系列〉

作者:于君方

譯者:陳懷宇、姚崇新、林佩瑩

出版社: 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09年07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大視野

規格:14.8x21 cm / 平裝 / 640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0770021

ISBN:9789575984571

定價:NT$880

會員價:NT$792 (90折)

心田價:NT$686 (78折)

加入追蹤清單
  • 接受海外運送
  • 接受7-11超商門市取貨
  • 接受新竹貨運貨到付款
有庫存 放入購物車

序/後記

< 回商品頁

英文版序

↑TOP
英文版序

于君方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撰寫這本書。在這一漫長的學術旅程中,曾有許多人、機構與基金會給予我諸多協助。向他們表達感激和謝忱之前,我想先簡單談談當初我為什麼決定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因為多年來一再有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觀音在中國佛教甚至東亞佛教中的重要性,對任何熟悉這些文化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而且自 1970年代以來,隨著人們對「新時代」靈性運動日益濃厚的興趣,以致連現代美國人也知道觀音的名號。儘管觀音的知名度非常高,令人驚訝的是,過去對這位菩薩卻鮮有廣泛深入的研究,日本和西方的學術著作往往著重於某些藝術史或文獻層面的探討。

我對觀音的興趣來自我的外祖母。我生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中國,那時經常隨著家人逃難,從華北到華中,最後又遷往西部省分。如同那個極度動盪貧困年代中的大多數中國家庭,孩子們總是跟父母共住一間寢室,有時則是跟祖父母一起睡,我總是和外祖母同寢。她是虔誠的佛教徒,通常是每天早晨家中第一個起床的人,梳洗之後,她就對白瓷送子觀音像上香,持誦〈大悲咒〉,並向觀音說出她個人的祈願 ─這是她每天例行的第一件事。有時她還向觀音訴說使她憂心的事,對我的外祖母而言,觀音的確是「慈悲女神」,她將這位菩薩視為怙主和心腹之交。儘管她沒有受過正式教育,卻記得很多自古流傳的傳奇故事,我們每天最喜歡聽她說那些有關神、女神、鬼魂以及陰間的故事(我們也常被這些故事嚇唬住)。她是第一個告訴我妙善公主故事的人,當時我大約五歲。當我八歲時,她還讓我初次親身體驗一樁感應事蹟。

這件事發生在戰爭結束後某日的黎明時分,地點是武漢的長江岸邊。當時我們為了取得返鄉的船票,已經等了三個月,最後,機會終於來了,於是全家整夜露宿江邊,等待上船。突然外祖母堅持不讓我們上那艘船,因為她看見觀音示現,菩薩站在江中,以右手示意她不要靠近,外祖母立刻明白觀音是在告訴她那艘船不安全。我母親起初不願聽信外祖母的話,因為她是大學畢業生,又是歷史教師,是深受五四運動影響的典型知識分子,但外祖母堅決無比,我母親最後終於讓步。結果那艘船離開碼頭後不久,就誤觸日本撤退部隊預埋的水雷,不幸沉沒。如果我們全家搭上那艘船,從船難中生還的機會能有多少?因為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會游泳,而且當時孩子們年紀都很小(我弟弟五歲,妹妹兩歲)。從那時起,這個疑問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接下來我一直和外祖母一起生活,直到離家上大學為止,她也大約在那時去世。在那段共同生活的歲月中,我對觀音的了解逐漸和外祖母的認識一樣豐富,她喜歡一再講述妙善的傳說和其他觀音感應故事。我從未問她為什麼對觀音如此虔誠,因為我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對我而言,似乎每一個人都信仰觀音。但是當我現在仔細思考這個問題時,外祖母一生的境遇令她對觀音的信仰顯得特別辛酸。她在「義和團事件」(1900)爆發前夕成婚,當時只有十八歲,對象是一個年齡比她大兩倍的鰥夫。她挑起一個複雜大家族女主人的職責,生了兩個女兒,三十歲那年就守寡。夫家的伯叔和丈夫前妻的兒子剝奪了她的遺產繼承權,因此她為沒能生下兒子而悲嘆自己命苦,婚姻對她而言應該不是一段愉快的經歷。我外祖母向觀音祈求子嗣的願望,終於在我母親生下我弟弟時得到了回應,外祖母也特別寵愛他。

所以,和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基本上我對觀音的概念跟我外祖母差不多。當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課堂上第一次接觸到 Avalokite.vara(觀音的梵文名字)時,我的驚訝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這位菩薩不但絕非女神,而且關於妙善公主根本隻字未提。事實上,佛經中很少有關這位菩薩的描述。 Avalokite.vara為什麼會轉變成中國的觀音?又是怎樣轉變成中國觀音呢?對我而言,這變成學術上,同時也是個人感情上非常迫切的問題,雖然我很快就了解不可能輕易解開這個謎團。我必須做好準備,並學習許多過去不知道的東西,在這期間我還必須從事其他著述和研究計畫。

我對觀音的正式研究從 1983年夏天開始,那是 1949年我們舉家離開大陸、遷居台灣後,我第一次回到中國。承蒙「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教授的關照,使我能夠參觀幾處觀音信仰的主要寺院和朝山聖地,包括普陀山,並得以研究北京主要圖書館的檔案資料。「美國學術學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於 1985至 1986年提供的研究獎助金,以及另一筆由「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管理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於 1986至 1987年提供的研究獎助金,讓我得以休假兩年,到中國從事田野工作。我要特別感謝位於北京法源寺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館長周紹良先生,他慨然允借資料,以供我研究之用,甚至包括他私人的收藏。同樣地,我要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已故的吳曉玲教授,他是研究民間文、戲劇的主要權威,他慷慨地與我分享私人收藏的寶卷;此外,在1986年冬天,我有幸和他進行多次深具啟發性的交談,討論中國戲劇、小說和通俗文學中的觀音。李世瑜先生是研究中國民間宗教和寶卷的權威,在我早期探索這個領域的過程中,是另一位始終給予我幫助和支援的人。 1987年春天,他又陪同我在杭州和普陀從事田野工作,他不但教導我在田野中應該注意什麼,更親身示範應該如何觀察,他採訪朝山香客時真的是樂在其中,這讓我看到這類訪談可以是多麼愉快的經驗。和吳教授一樣,李先生同樣大方地出借自己所收集的資料,甚至惠贈我從事研究不可或缺的資料。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不可能找到十多本有關觀音的寶卷,更不用說閱讀這些文獻了。

這項研究計畫得以完成,我想特別感謝在美國的兩位人士,一位是何恩之( Angela Howard),另一位是韓書瑞( Susan Naquin)。1985年,我和何恩之的共同朋友吳百益教授介紹我們認識,而且自 1990年起,我幸運地與她成為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的同事。我在這項研究之初就體認到,要理解觀音在中國的轉變,有關這位菩薩的圖像知識是非常重要的,但遺憾的是,我沒有受過藝術史的訓練。在這個關鍵點上,何恩之助我一臂之力,十多年來她一直是我在中國佛教藝術史方面的老師和指導者。在這過程中,我所學到的已經遠遠超出觀音的圖像知識,但是如果沒有她的幫助,我不可能在這領域邁出第一步。我和韓
書瑞的友誼也得追溯到 1985年,當時我們發現由於各自研究所需,我們對朝聖有共同的興趣,於是我們決定合作,舉辦了一次學術會議,後來將會議論文編輯成冊,即《中國的香客和聖地》(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這些年來,韓書瑞一直是一位具有建設性評論的摯友,每當我想提出個人觀點,檢驗自己的假設是否成立時,我總是先找她討論,她始終要求我思考得更精確、表達得更清楚。更重要的是,當這項龐大的研究工作不時讓我感到力有未逮而想半途而廢時,正是由於她不斷地鼓勵,才使我打消了這個念頭。

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曾將書中數個章節的初稿發表於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維吉尼亞大學、伊利諾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普林斯頓大學、賓州大學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舉辦的講座、座談會或學術會議,我從與會學者的批評和建議中獲益良多。我想致謝的對象很多,包括柏格( Patricia Berger)、柯素芝( Suzanne Cahill)、甘潘尼( Robert Campany)、陳志華、狄百瑞( Wm. Theodore de Bary)、杜德橋( Glen Dudbridge)、伊沛霞( Patricia Ebrey)、方天( Jan Fontein)、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吉美羅( Robert Gimello)、葛雷格萊( Peter Gregory)、田海( Barend ter Haar)、熊秉真、黃啟江、卡斯坦( Matthew Kapstein)、康豹( Paul Katz)、高彥頤、郭麗英、賴瑞和、梁莊愛倫( Ellen Johnston Liang)、勞悅強、馬可威廉斯( Marc McWilliams)、梅維恆( Victor Mair)、曼索恩( Susan Mann)、永富正俊( Nagatomi Masatoshi)、馬可瑞( John McRae)、牟復禮( F. W. Mote)、大林浩( Hiroshi Obayashi)、大沼玲子( Reiko Ohnuma)、歐大年( Daniel Overmyer)、蒲慕洲、羅友枝( Evelyn Rawski)、夏洛( Paul Schalow)、石秀娜( Anna Seidel)、夏夫(Robert Sharf)、聖嚴法師、斯拉考爾( Conrad Shirakawer)、史帝文生( Daniel Stevensen)、司椎曼( Michel Strickmann)、孫康宜、太史文( Stephen Teiser)、王秋桂、魏納( Marsha Weidner)、吳百益以及余國藩等人,他們與我分享研究心得,指出需要進一步探討之處,或提醒我注意一些可能無法從其他管道得知的新資料。美國境內和其他國家的圖書館與博物館對這項研究也極為重要,在此我想特別感謝羅格斯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周甯森和傅海倫 (Helena Fu)、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Gest Library)的何義壯( Martin Heijdra)提供書目檢索方面的協助。我也十分感激許多博物館相關人士所給予的熱情關照,特別是「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的韋陀( Roderick Whitefield)、「瑞特堡博物館」(Rietburg Museum)的盧茲( Albert Lutz)、聖彼得堡「冬宮(艾米爾塔什)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的陸柏( Yevgeny Lubo-Lesnitchenko)和波特徹麗那(Maria Ptchelina)、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李玉玟、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荷恩( Maxwell Hearn)、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的巴索羅姆( Teresa Bartholomew)、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的楊曉能、「芝加哥美術研究所」(Fin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皮爾斯坦( Elinor Pearlstein)和「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的斯圖爾特( Jan Stuart)。

此外,本書的寫作也獲得另外兩筆研究基金的資助,一筆來自台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另一筆來自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研究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還有幾筆羅格斯大學研究理事會提供的金額較小的研究經費補助;羅格斯大學允許我有兩次學術公休假,這也對本研究有所助益。從這些個人、機構和基金會得到這麼多的協助和支援,我感到非常幸運。本書中若有任何錯誤,責任一概由我承擔,但同時我也希望沒有完全辜負上述人士與機構對我的信任。
我要感謝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克魯(Jennifer Crewe)和製作編輯托馬斯( Roy Thomas),在他們的帶領下,本書得以從手稿到成書;負責文字編輯的格瑞尼斯( Linda Gregonis)和負責詞語彙編及索引的荷姆斯( Anne Holmes),我也一併致謝。

最後我想以另一段個人的經歷作為結語。我的兒子大偉(David)的幼年時期大半與這本書一起度過,因為我是一個在大學任教的忙碌單親媽,由於研究不時需要出門在外,身為獨生子的他備嘗辛苦。因此 1986年他十四歲時,選擇和我前往中國,而不待在美國,讓我感到吃驚和感激 ─他是陪伴我追尋觀音足跡的進香夥伴。他經常問我:「你什麼時候才寫完這本書呀?」現在我可以回答:「完成了。」如果沒有他的容忍,這個研究計畫不可能完成;如果沒有他令人愉快的陪伴,這項艱苦的工作將是無法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