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在印度、在中國，都是佛教徒們修行的共同法門，雖然在梁代慧皎（四九七∼五五四）的《高僧傳》中，記載有共計二百五十七篇傳記，在其中僅舉出二十一位僧侶是修習禪觀之人，不過，這並不表示修習禪觀的人太少，而是僅僅為了說明修習禪觀而不兼弘教義和翻譯經典者的人數並不多。到了唐代道宣律師（五九六∼六六七）的續《高僧傳》中，修習禪觀的人數卻急速增加，而有一百一十九人。這兩種高僧傳對於禪僧的類別與標準，也顯然不同；前者認為中國初期的禪僧，是和印度佛教的頭陀行或苦行者相同，他們依法修行，隱於巖谷、林間，常與泉石草木為伍，他們能夠擯除鬼魅，役使猛虎。可是自第六世紀中葉（梁代）以後，對於禪僧的類別與標準，便大異其趣。例如開創天台宗的慧思（五一五∼五七七）、智顗（五三八∼五九七）、灌頂（五六一∼六三二），自祖至孫三代，均被道宣律師收入禪僧之列。在這時期對禪者的定義，是除了對於教義的研究與發揚之外，尤其對於禪定的修行與弘揚，具有很大的貢獻者。但是在當時，尚未聽說有禪宗的名稱。至於將修行禪定的人們，立為一個宗派，而稱為禪宗，乃是第十世紀（宋初或稍前）時才開始的事。

若從禪的修行結果來考察，從印度傳到中國的初期禪法，是主張漸修和漸悟的，認為由於修行者的功力有強弱、時間有長短，所悟的自性空理，必然也有深淺的不同，故有小乘的聲聞、緣覺，和大乘的菩薩等三種等級的分別。這與印度佛教所持的態度是一樣的。

到了第五世紀，道生法師出世，依據他自己的修證經驗，便大膽地提出了「頓悟」成佛的主張。他以為修行的入門處，固然可有三種等級之分，可是當他們親證法性理體的本然自性時，其所體驗到的自性，與佛所體驗的，乃是完全相同的。這種思想論點的產生，在中國本身，正因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早已有儒家及道家的文化背景。依據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對道生頓悟思想的評介，他以為印度佛教是講求實證，可是卻僅止於漸悟，中國儒家的孔子雖說了一極頓入的道理，卻不能做到親切地實證。道生則取其兩者之長而捨兩者之短，漸次的精進而到豁然大悟時，那就會「紛累盡矣」。此與後世的禪宗所說的「參學事畢」的見解，是頗為類似。只是在道生之前，已有支遁（三一四∼三六六）主張七住位上頓悟之說，道安也有漸修頓悟之說，但是均未達到大頓悟的說法。不過這對道生來說，應當具有啟示作用。支遁原本是一位研究老莊的專家，並且曾經用老莊的思想來注解佛教的般若空義。道安也曾在其著作中，引用老子的語句，這是受到當時格義風尚的影響。可見，雖在《楞伽經》中已有「頓現」之說，不過像道生那樣的大頓悟，應該是受了中國儒家及道家的影響，也可以說，透過中國傳統的固有思想，才將佛教的思想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再從禪的修行方法考察。我們知道，佛教的宗旨，是教導人們透過修行而獲得解脫的方法，修行要從日常的道德生活如基本五戒著手。受持五戒，固然是為了避免造作更多的惡因，以減少將來接受惡果報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為了修習禪定的先決條件，持戒是禪定的基礎工夫。戒、定、慧的三學之間，經常保有連鎖形態，是無法加以分割，也可以說是缺一不可的。

誠如前面所說，禪是修行方法的重心，禪的異名也有好幾個。在佛教初傳中國的時期，甚至到禪宗最初幾代的祖師之間，都將它稱之為禪觀，尤其更側重於觀法，這都是由於受到初期禪觀思想的影響。譬如第四世紀時的大師們，均應用般若空慧，來講禪觀的內證經驗，因此便用觀行一詞來作為修行方法的命名。譬如菩提達摩的《破相論》，又名《觀心論》；他的「二入四行」，又被稱為「四行觀」或「大乘壁觀」。第四祖道信（五八O∼六五一）有「坐禪觀心」之說，四祖的弟子法融（五九四∼六五七）則有「無心絕觀」之說。因為修止可得定，修觀能生慧，所以大乘禪者便以智慧的悟境為目的，故以觀門的方法為著眼點，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不用止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