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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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多方閱讀,但語文能力弱,許多外文經典都從譯本讀來,有時讀得流暢毫無扞格,偶爾讀得詰屈聱牙,半途廢棄。因之對翻譯者的文化素養向有特別的好奇。大學時讀余光中老師重新翻譯的《梵谷傳》,明白翻譯可以是一門生命學問而非僅是語文轉換的技術,從此對高明的譯者有了特別的敬意。

自己也習慣學著用文字探索內在並試著藉此和他人溝通,但書寫過程,每每對語言的禁錮與局限深有感觸。對禪家以「指月之手」譬謂文字存在經驗世界之外,很能領略一二。思及真誠的翻譯者既要深諳捕獵自我思維之道又要跨越雙重文化隔閡,如何能安全周延地將讀者由此岸渡向彼岸,委實是神人的工作。

單德興老師是余光中老師的得意門生,做為一個出色的翻譯學者,以科學理性的訓練長期會勘英美文學,專業譯作著述豐厚,於學術圈已是卓然有成;又曾擔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以及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等要職,長期處眾服務,對時間的掌控與人事裁量的練達,更厚培了銳利眼光與寬廣襟懷。我看他一直是進出象牙塔無隔無礙的入世學者。

這本《禪思.文思》正是集結了人到中年的學術人事歷練轉化而出的優勝產品,敘述自然輕盈,又處處藏著生死機鋒;既是可讀的文學作品又是深刻的文化勘察。書分四輯一附錄,近五百頁,捧著都覺得重,但因為作者早已是精良文化轉化器,全書就像個有機體,從哪裡翻開從哪裡讀起都能進入脈絡。當然,學者的嚴謹性格讓他下筆自有戒定慧,此書篇章仍見文本考察的嚴謹;然而又彷若老僧悠然於日常生活,行文靈動自如。最有意思的是,作者自覺地降低了學科理性的絕對客觀,敘述裡處處滲入個人的情緒感受,讓這本書讀起來有一種特別的親切踏實。某個時刻,感覺竟像聽一個修行者誠實地呢喃著自身的窘途,有貼近地氣的況味。

初識單德興老師大名是一九九九年,當時讀薩依德《東方主義》譯本未能竟篇,而同時在手的《知識分子論》讀起來竟一氣呵成,於是對這位率先把薩依德作品引進臺灣並曾親訪還從《論語》「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轉化賦予他「依德」美名的譯者,深有印象。幾年後,在《人生》雜誌驚喜讀到「閱讀隨筆」與「浮世行腳」專欄,作者無論行到哪裡或讀到哪裡,幾乎篇篇都或明或晦指涉了生死大問。尤其二○○八年〈死者安息,生者尋思──美國的墓園〉那篇,因文章長,分成四期連載,每個月初對定期刊物的期盼,於我好像重返童年單純的閱讀渴盼。文中細述活過的人縱有不同的人生,而墓園型制也各有差別,然作者徘徊其間,總能「認知死亡的一視同仁,了悟世間不管是榮華富貴或痛苦磨難都是過眼雲煙,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在世的短暫時光,修習自己的人生功課」,警醒鼓舞了當時仍處喪親之慟的我。

由於單老師親近聖嚴法師修學佛法甚早,讀他的作品,處處感受到傳統智慧的蹤跡,義理文章兩不相失。訪問學者所到之處,翻譯學者研究之處,常能以直觀的眼光婉轉為讀者提煉出文學中最深沉的生命啟示,也是因為這樣的手眼,才能為聖嚴法師譯出精妙的禪門之書,當然,謙虛的他總說是以翻譯法師著作做為報恩與修練的功課。

無論寫的是英國的鄧恩或美國的海明威,寫惠特曼或梭羅或狄瑾遜,甚或篇首以拼圖暗喻閱讀的神祕力量,都映現著單德興老師做為學者之外的靈動浪漫。讀著讀著,彷彿看見平常總是一派雍容肅穆的知識叢林探勘者,突然在一棵樹下或一朵花旁,輕輕地踮腳或蹲身,如小童般與花樹單純相親,再用精巧的文字對讀者回眸一笑。這是單氏獨特的生命觀,以翻譯學者的視野和禪門行者的自在,說著學海優游的存在風光。

那麼,別問此等巨冊為誰而寫?正是為喜歡深刻閱讀、深沉思索生命之問的讀者而寫。我不該多說了,且翻開書中一頁,讓單氏精確的文字帶領抵達文學的共鳴心靈吧。或者,留著疑惑的一頁,在多年後遇見自己的托爾斯泰。

生死學講師/讀書會帶領人
郭惠芯

撰寫此序前的三個月之內,我有緣先後參訪了美國麻州康考德與中國河南。康考德是梭羅的故鄉,今年適逢作家兩百週年誕辰,來自全球二十個國家的學者專家、梭羅的粉絲以及當地的文史工作者共聚一堂,參與了一連串精彩的學術與文化活動;河南是中華文化發源地,有「中原」、「中州」、「中土」之稱,歷史古蹟與文物不可勝數,鄭州、安陽、洛陽、開封為歷代古都,龍岡、鞏義雙石窟佛教藝術令人景仰讚歎,白馬寺、少林寺、大相國寺則是漢傳佛教史上的名寺。

十年前初訪康考德的睡谷墓園,發現梭羅的墓碑竟然僅約三十公分高,上面只刻"Henry"一字,其簡樸、低調令我訝異,對他更加崇敬。今年七月重訪時,碑前已有幾束黃花與白玫瑰,碑頂放著幾顆松果與小石頭,左側則倚著一枝原子筆,足見墓中人雖已辭世逾一個半世紀,世人仍不減對他的仰慕,常來致敬、乞靈。六天會期中聆聽學者專家報告,參訪梭羅的出生地、住處,在他受洗的教堂開大會(性格獨立的他後來退出教會),在他與哥哥任教的舊址(現共濟會聚會所)宣讀論文與研討,下榻的殖民客棧一翼曾是梭羅家族故居,參觀康考德公共圖書館的梭羅特展與康考德博物館的特藏,踏查他曾散步的草原與森林、泛舟的河流、親自測量過的土地,尤其再度走訪他獨居的華爾騰湖與小木屋……,深切感受到梭羅的可親與可敬。已屆花甲之年的我,把這些實地經驗連接到自己對他的多年閱讀與生命體會,認為可濃縮到一個「單」字。

梭羅的「單」字主要有二解:一為「簡單」、「單純」,力求簡化、單純化,著眼於人生之必要,杜絕世俗之想要,為名副其實的極簡主義者(minimalist);另一為「單獨」,這既見於他思想上的特立獨群,更顯現於生活上的離群索居。他於湖畔自蓋小屋,獨居兩年,自耕自作自炊自食,經常一天在林間水湄漫遊四小時以上,在日記中記載觀察所得與心靈感悟,在臨窗的小桌上寫作,完成不少傳世之作。然而,現實生活中的梭羅絕非「隱士」,他擇機以文字介入世界,支持廢奴運動,批判「沒有原則的生活」,〈公民不服從論〉一文更成為非暴力抗爭的濫觴,其影響不僅見於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印度聖雄甘地、美國人權運動領袖金恩等人,更遍及世界許多地方的政治與社會運動。

九月隨同鹿野苑藝文學會的參學之旅,雖是初訪河南佛教勝地,卻再度印證了漢傳佛教的輝煌歷史。身為禪門弟子與譯者的我,在洛陽白馬寺與龍門看經寺的感受特別深刻。白馬寺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是中國第一座佛寺,故被奉為「釋源」、「祖庭」,即中國佛教的發源地。寺名「白馬」係因首批佛經佛像由白馬馱運至東土震旦,如今寺前仍有兩座石馬。此寺為東漢譯經場所,天竺高僧攝摩騰與竺法蘭於此譯出第一部漢文佛經《佛說四十二章經》,開啟了漢傳佛教經典翻譯的偉大傳統。我在寺內捧著結緣的這部「白馬寺傳世經典」,敬意與謝意油然而生,特地前往供奉兩位譯經師塑像的配殿禮讚,緬懷將近兩千年前遠自異域而來的高僧翻譯佛經的心血與功德,甚至於圓寂後便葬於寺中,並且思索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尤其是佛教知識分子應有的體認與作為。

在龍門石窟的看經寺繞佛時,赫然發現三面石壁上是一尊尊栩栩如生、造形靈動、真人般大小的浮雕羅漢像,為摩訶迦葉至菩提達摩一脈相承的二十九位西土祖師。我立即聯想到菩提達摩為了「傳法救迷情」,不遠千里東來,成為中國禪宗初祖,至六祖惠能「一花開五葉」,直到一身兼具曹洞宗與臨濟宗傳承的聖嚴師父(分別為第五十代與五十七代傳人),再到「今生與師父有約」的我們,彷彿瞬間就連接上了佛陀,頗有「結果自然成」的欣喜與感動。

生肖屬馬且從事翻譯的我,來到東漢明帝建於一千九百五十年前的白馬寺,以及武則天為唐高宗開鑿的看經寺,遙想歷代高僧大德求法的殷切,弘法的決心與毅力,並奮力克服文字與文化的障礙,把佛經譯為漢文,讓世世代代的漢傳佛教信徒與修行者從中得到慰藉與啟發,依教奉行,以期信解行證,悟道解脫,令我心中充滿了由衷的敬佩與感恩。

《禪思.文思》記錄了我在世間書海行走涵泳的見聞與感思,為繼二○○六年《我打禪家走過》後由法鼓文化出版的第二本文集,是身為學者與佛教徒的我分享讀書閱世的些許經驗與體會。在前一本書的自序中,我強調「學者」身為「學習者」的面向,視「行者」兼具「旅行者」與「修行者」兩種身分, 也提到自己的「作者夢」,但對「作者」的體會仍有些隔閡。

近年因年歲漸長,體能漸衰,想做的事反而更多,生命中彷彿出現某種微妙的交叉,時不我予之感益形強烈,許多專業內、外的文章都是勉力艱辛而作。若將「作者」二字置於禪修的脈絡,令我想起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警言,既簡單明瞭,又力道萬鈞,頗能鼓舞人心,廉頑立懦。再以我熟悉的作家為例,王文興老師與哈金先生都不強調靈感,反而視寫作為勞動,視作者為文字勞動者。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的觀眾對王老師獨特的寫作、或者該說「錘打」文字的方式都嘖嘖稱奇。哈金先生的長篇小說動輒修改三、四十遍,反覆琢磨,精益求精。除了先天的才華之外,後天的堅持與毅力更是他們卓然成家的原因。這些古德今賢遠非平庸、疏懶如我者能望其項背,然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身為文學學者與佛教徒的我,仍希望藉由文字將所見所學所思所感分享給有緣人。

本書是我這十多年來在專業領域外的隨緣之作,雖非充斥註解與參考資料的論文,但蒐集資料與寫作過程中「獅子搏兔,豁盡全力」的態度卻無二致,一些文章更是實地踏查、親身經驗的成果,增添了「行萬里路」的體驗,「一期一會」的感懷,以及感性與生命的面向。因此,我對這些有感而發、直抒胸臆的文字,有著不同於自己的論文、翻譯或訪談的特殊感情。

古人說「十年磨一劍」。身為文人的我無劍可磨,但相信筆的力量勝於刀劍,文學的感染力穿越時空,佛法則為契理契機的安頓身心之道。《禪思.文思》收錄二○○五至二○一六年間的四十篇文章,分為四輯與附錄,大多來自《人生》雜誌「閱讀隨筆」與「浮世行腳」的專欄,此二專欄提供了我充裕的揮灑空間。第一輯「閱讀隨筆」的十二篇文章集中於文學,試圖從另類角度重新詮解一些名家的生平、思想與作品(如托爾斯泰、鄧恩、綏夫特、梭羅、梅爾維爾、惠特曼、海明威、湯亭亭等),尤其著重文學與現實世界、終極關懷的相交相涉。第二輯「浮世行腳」的八篇文章記錄了我在美國的遊蹤,有關梭羅與狄瑾遜那兩篇,印象中在華文世界未曾看過如此詳細的報導。有別於一般遊記,這些「來自人生的現場報導」多與歷史、苦難、死亡相關,致力於呈現文化的深度與生命的廣度,尤其是面對歷史與集體創傷的態度。第三輯「生活尋思」的八篇文章來自日常生活的經驗與體會,如人類一家、詩思、禪修、樂活、素食、念佛等,〈源源不斷,緣緣相續〉一文更是應《今生與師父有約》系列之邀,為懷念聖嚴師父所撰的學佛自述,以誌此生師徒之緣。第四輯「序跋評介」的八篇文章多與佛教翻譯書籍有關。前三篇是自己翻譯聖嚴師父三本書的序言與譯後記,〈願願相續,法鼓長傳〉一文敘述了師父圓寂前後《無法之法──聖嚴法師默照禪法旨要》的翻譯與出版始末,此書得以問世只能說「有願就有緣」,冥冥中自有定數。其他導讀與評介包括佛陀傳記與師父英文自傳,外國僧侶的譯作與經驗分享,以及為廖肇亨教授《巨浪迴瀾──明清佛門人物群像及其藝文》所寫的序言。「附錄」則是我為《巨浪迴瀾》訪談作者以及三篇有關我在香港的演講與訪談的報導,希望能從人我互動中呈現其他不同面向,感謝香港《明覺》雜誌授權刊出。

校對書稿時,我實在難以相信這些年來竟然不知不覺累積了這麼多篇有關佛法與文學的文章。〈重訪哈佛〉一文述及看到哈佛證件照片時的反應:「乍見十多年前的自己,雖然未到『恍若隔世』的程度,卻也是以知天命之年的我面對不惑之年的我,頗感時光之飛逝與人事之變遷。」校讀全稿時,更是以耳順之年的我面對知天命之年的我,無常之感益形強烈。因為其中記載的一些事情已經有所變遷,所以趁此機會特地加上補註與後記(有兩篇後記長逾千字),多少試圖在逝者如斯不捨晝夜的時間之流中,搭建一座連結過去與現在的橋樑。

序言雖然位於全書之始,撰寫的時序卻是在全書之末。對於勉力不懈的文字工作者而言,又如英文的"commencement",既是畢業,也是開始,象徵一個階段的結束以及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反思花甲之年的我,秉性、教養與大半輩子的學術生涯已形塑了自己簡單、獨立的生命情懷。近來閱讀錢穆先生的《論語新解》與愛新覺羅毓鋆先生的《毓老師說人物志》,得悉「德」字的深意,也承蒙哲學同仁告知此字就字形可直解為「行直心」,讓我對「直心是道場」以及自己的名字有了更為親切的體認與感受。前書自序副題「單行獨探瑰奇人生」反映了我當時的心境,十一年後的今天則是「單人匹馬直心行」,以示獨行人生道上去曲存直的自我期許。此生雖非「無事」,卻也「忙中老」。身為學者與佛教徒,文學與學佛是我生活與生命的雙軸心。惜因才疏學淺、個性疏懶,難以深契並善巧結合兩者,但只要情況許可,仍是企盼以文字與人結緣。

《禪思.文思》一書出版要感謝法鼓文化多方鼎力支持。其中大多數文章原先刊登於《人生》雜誌,在此感謝雜誌部十餘年來的協助。如今承蒙不棄,得以匯集一處,內心充滿了歡喜與感恩。郭惠芯老師在拙文刊登時便多所鼓勵,平日更以佛法與閱讀於佛門內、外廣結善緣,承蒙賜序至感榮幸。多年累積的文字能以現在面貌呈現,有勞法鼓文化編輯團隊分門別類,並協同張力行小姐悉心校對,謹此致謝。

單德興
二○一七年十月六日
臺北南港

有一則不完整的童年故事一直跟著我,從童年、青年、壯年,直到近天命之年,才在友人的協助下,得知故事的全貌和作者。

五十年前的南投縣中寮鄉永平村非常封閉,在通往南投鎮的小鐵路被八七水災沖毀之後,更只剩下一條狹窄的聯外道路,而這就是我生長的地方。當時雖然生活清苦,但在中寮國民學校任教的父母依然不時從南投買回一些兒童讀物,讓我閱讀。其中不少是世界名著的注音改寫本,三百頁上下,我經常一個下午就看完,對許多世界名著的第一印象便來自這些改寫本。其他一些兒童刊物,因父母並未定期到南投,所以不是每期都買,我現在連刊物名稱都記不得了。儘管如此,有一則故事,不,嚴格說來不是「一則」,因為那是個連載故事,而我只讀了故事的結尾,甚至連是「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都不確定。但那則不完整的故事多年來一直讓我難以忘懷。

記憶中的這個故事是,有個人流落到一個地方,被好心的鞋匠夫婦收容。這人沉默寡言,在被收容的那些日子裡,只偶爾笑了兩次。但第三次笑時,鞋匠家的屋頂突然裂開,這人飛升到空中,並向驚駭不已的鞋匠夫婦訴說自己的來歷。原來他是天使,先前奉上帝之命來接引一位病重婦人的靈魂,婦人不忍身邊稚兒無人照顧,向天使求情,天使一時心軟,便未把她接走,上帝因而把他貶到人間,以了解世態人心,並說當他三笑之後便可重返天庭。

在那三笑中,我只記得其中一次是有人要訂做一雙堅固耐穿的鞋子,但天使知道此人不久於世,於是會心一笑。其他兩次為何而笑我都不記得了,印象深刻的是:故事結尾有張插圖,圖中有個長翅膀的天使,全身放光,懸在空中,前下方是善心的鞋匠夫婦。

當然這是我個人記憶中的版本。儘管如此殘缺不全,但這則故事多年來一直跟著我,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究所、當兵,從南投到臺北,甚至遠至美國、英國再回臺灣,我也由人子成為人師、人夫、人父。多年來,偶爾想起這則故事,我依然好奇,如果記得的那一笑是笑人的愚癡與貪婪,其餘兩笑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成為我心中多年未解之謎。由於年代久遠,記憶不全,雖然好奇,卻始終未認真追查這則故事的出處,甚至以為有生之年恐怕也找不到答案,難免有些遺憾。

拜科技發達之賜,大學時代的同學在網路上成立家族,畢業近三十年的同學一上網,彷彿又回到大學時代的心境。三年前我一時興起,把深藏內心多年的這則故事在家族網站吐露,表達中年男子對童年的懷念,沒想到竟得到一位同學的回應。她小學在北部就讀,當然比在中部山區長大的我見多識廣。她也看過這故事,但記得的是故事的開始:一個老鞋匠在冬夜回家途中,「撿」到一個赤身裸體的男人,但後來呢?這個故事讓她「牽腸掛肚了三十年」。有一次她和哥哥聊起,她哥還記得,說是俄國大文學家的作品,後來她終於在網上找到了這個故事。

原先的故事是:天使因為違背上帝的旨意,上帝要他再次降臨人間,取回那位產婦的靈魂,並在尋找到三個問題的答案之後才能重返天庭。這三個問題是:人心裡有什麼?人不能知道什麼?人靠什麼而活?天使在取回婦人靈魂時,被風吹斷翅膀,摔落路旁。赤裸裸的他又冷又餓,眼見天黑了,不知如何是好。這時來了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不知如何讓家人溫飽,漠然從他身邊走過。正當他絕望之際,此人又轉回來,為他穿上衣服,帶他回家。妻子初見此人甚為不悅,但在丈夫向她提到上帝時,立即大發慈悲,把全家最後一塊麵包給了陌生人,這時天使笑了一下,因為他找到了第一個答案:「人心裡有愛。」

他便留下來幫忙做鞋。一年後,有位富人要訂做一雙能穿一年不壞的靴子,但天使知道此人活不過當天,因為他看到富人背後站著死亡天使。這時他明白了第二個答案(「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便又笑了。

六年後,他看到一個婦人帶著兩個小姑娘,認出她們就是當年那位產婦身邊的雙胞胎,並知道她們是因為別人的愛心照顧而活下來。天使頓時了悟產婦和自己當年都不明白的道理-「人活著不是靠對自己的關心,而是靠愛」,於是又笑了。在省悟了三個真理之後,天使得到赦免,重返天庭。

天使花了六年時間得到三個問題的答案,但這則故事卻在我心中縈繞近四十年。我不時想像與人生相關的另兩個問題究竟會是什麼?在得知答案之後,一方面多年疑團頓解,有著一份難得的釋然,另一方面則因未能繼續發揮想像,去思索什麼是足以決定「上天下地」的問題或終極關懷,而稍覺失落。

這則故事叫〈人靠什麼而活〉("What Men Live By",一般中譯為〈人為什麼而活〉或〈生活的信條〉),作者是托爾斯泰。他曾說:「如果有人告訴我,我寫的東西在二十年後會被今天的兒童閱讀,為它哭笑,並愛上生命,我就會投入全部生命、全力寫作。」他於一八八一年一月開始寫這故事,曾多次擱筆,約一年才完成。

托爾斯泰這篇心血之作翻山越嶺,漂洋過海,經翻譯、改寫成不同版本,於八十多年後讓閉居海島山城的男孩讀到。即使他讀的故事並不完整,記憶也殘缺、甚至有誤,但故事中的問題多年來跟隨著他,一直到將近天命之年因緣際會才得知故事的全貌和作者。文學的力量由此可見。

(原載於二○○五年五月《人生》雜誌二六一期)

梭羅因緣

半個多世紀以來,梭羅一直是華文世界裡最受歡迎的美國作家之一,不僅讀者對他的作品保持高度興趣,隨著時代的發展與變化也不斷發掘出新意。這些都與他的經典之作《華爾騰湖》息息相關。然而,該書在華文世界的遭遇頗為曲折,它的流傳史本身就見證了世事的變幻莫測。

此書於一九四九年首度由詩人徐遲譯成中文,書名《華爾騰》,為趙家璧與老舍合辦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之一。此叢書的「美國之部」由當年美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後任美國新聞總處處長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提議,編委會成員包括鄭振鐸、錢鍾書、李健吾、徐遲等人,總共出版了十八種二十冊精選的美國文學與評論書籍,可謂對美國文學空前的系統性引介,卻因大陸易手,政局丕變,束之高閣,冷戰時期為了避免「為敵〔美帝〕宣傳」,更無人問津,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有人舊事重提,距離該書初譯已數十個年頭。另一方面,費正清離華之後,返回美國學界,任教於哈佛大學,成為中國研究的泰斗。

然而,此書在自由地區的華文世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際遇。一九五二年,此書由香港美國新聞處成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重新印行,書名《湖濱散記》,譯者署名「吳明實」,為「無名氏」的諧音,頗有「假語村言」之意,實則為中文世界引進了一部歷久彌新的美國文學經典。

今日世界出版社在美國官方支持下成立,充當冷戰時期文化外交的一環,精選出版了數百種美國文學、藝術、社會、政治、科學等方面的作品,譯者多為以優渥稿酬禮聘的港、臺名家,如梁實秋、徐訏、姚克、張愛玲、思果、夏濟安、余光中、喬志高、林以亮、於梨華、劉紹銘、朱立民、葉維廉、葉珊等,湯新楣更是一人翻譯了多本,然而「吳明實」的真實身分迄今不明,成為此書中譯史上的公案(我比對兩種譯本,可確定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湖濱散記》是編輯根據徐遲的譯本修訂而來)。

該譯叢中比例最高的是文學,多達上百種,不但有小說、戲劇、散文、詩歌,也有文學史與評論集,為當時封閉的華文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文學與文化資產。我這一代的臺、港學子和知識青年,許多都是「讀它們長大的」。猶記得大一時聽同學說梭羅是跑到湖邊搭屋獨居的怪人,暑假期間特地帶該書回南投中寮鄉下閱讀,雖是透過譯文,但作者的思想躍然紙上,觀察之細微與文筆之傑出也令人折服。大四時在美國文學史課堂上讀到《華爾騰湖》原文,以及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對當時的美國文藝思潮-通稱為「美國文藝復興」(American Renaissance),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當時的我做夢也沒想到多年後有機會走訪他的故鄉康考德,而且不只一次。

一九九二年夏,我赴美國東北角新罕布什爾州達特茅斯學院參加批評與理論學院舉辦的夏令營,結束後當時在哈佛大學深造的好友張力特地接我去盤桓數日。與我是政大西語系同班同學的他說,華爾騰湖離此地不遠,身為美國文學研究者的我既然來了,斷無錯過之理。於是懷著朝聖的心情,由他開車帶我前往,沿湖走了一圈,參訪了當初梭羅搭蓋的小木屋遺址,以及在停車場附近重搭的小木屋,由窗戶向內窺探裡面的擺設,驚訝於作者生活的簡樸,以及由簡樸中孕育出的豐饒生命。後來我把這次體驗寫入為孟祥森翻譯的《湖濱散記》所撰的導論裡。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我在哈佛燕京學社擔任訪問學人,也一度開車帶領來自臺灣和大陸的友人前往湖濱巡禮。小兒參加小學舉辦的足球夏令營,每天上午在學校跟隨教練學踢足球,下午便由黃色大校車載到華爾騰湖游泳,渾然不知自己是在美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湖泊戲水。然而,那兩次的參訪前後不過幾小時,固然是一償宿願,卻未深入當地的歷史、地理與文化。

二○○七年五月至七月,我再度前往哈佛大學,這次完全是為了執行有關梭羅的研究計畫,除了在藏書豐富的哈佛大學各圖書館搜尋資料,也進入侯頓圖書館的特藏室親覽、撫摩一個半世紀前的梭羅手稿,並參加梭羅學會(Thoreau Society)每年七月中旬作家生日前後於康考德舉行的四天年度聚會(Annual Gathering),親身尋訪梭羅的足跡,果然遠非前兩次的走馬看花可堪比擬,對梭羅其人其事以及康考德在美國歷史、文化與文學上的重要地位也有了更深切的體認。

丈量城鎮

我的尋訪分為閱讀和實地,二者相得益彰,其中大約四分之三的時間用於蒐集和閱讀資料,讓我熟悉了當時的歷史背景、時代精神與文學風貌,實地走訪則進一步驗證書面資料,包括梭羅本人的著作,尤其在康考德的四天「蹲點」,該地既無大眾交通工具,又無計程車,我也沒租腳踏車,主要以雙腳來丈量這塊土地,對昔日專長於丈量、步行穿梭於鄉野林間湖畔的梭羅,有了一股更親切的感受。

這次的康考德之行始於七月十一日,前後四天,我改搭火車,拖著一箱行李,從離哈佛大學不遠的波特廣場(Porter Square)火車站搭乘由波士頓北站西行費區柏格(Fitchburg)的火車。當年梭羅在華爾騰湖畔獨居時,這條鐵路正在鋪設,不少愛爾蘭工人散居鐵路兩旁,隨著工程進展而遷移。對十九世紀中葉的梭羅來說,鐵路和電報代表文明的進展,他對物質文明入侵大自然頗存戒心,不時提醒人們要留意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大自然之間的平衡,這些都展現於他的言行舉止與文字論述中。人們公認美國的超越主義(Transcendentalism)成員中,愛默森是理論家,但真正落實到日常生活中的則非梭羅莫屬,兩人形同師徒的關係也成為佳話。

梭羅在愛默森的關切下於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開始寫札記,臨終前不久才擱筆,前後二十五年,逾兩百萬言,其中記載了自己的閱讀心得、自然觀察、所思所感,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從札記中取材、精鍊。此外,梭羅在幾個可能的地點中選定華爾騰湖畔進行他的「實驗」,也是因為那是愛默森的土地。如果說沒有愛默森就沒有《華爾騰湖》,應不是誇張之語(可能是附近另一座水潭)。

為了節省人力,火車站無人售票。火車準時到達,兩位穿著制服的車掌搬下踏梯讓我們拾級而上。車行不多久,其中一位車掌走進我們車廂,到各個座位前詢問剛上車乘客的目的地,依照班次時間、起迄地點、費用剪了一張綠色的票給我,我仔細端詳手中的票,彷彿回到昔日搭車買票的情景。火車一路向西,穿過小鎮與田野,每快到一站車掌便高喊站名,提醒乘客。然而過了林肯一站,下站應是康考德,車掌卻喊出另一個市場的名字,令一些要在康考德下車的乘客,包括幾位西裝筆挺的紳士,面面相覷。等接近車站、看到站名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魚貫下車。

下了火車,只見小火車站的一面牆都是鮮艷的彩繪,畫的全是此地的湖光山色、自然美景。我拖著行李向人打探如何前往鎮中心的旅館,一位善心人士說可以開車帶我去。我們一路交談,得知這位先生幾十年前曾到過臺灣,當時是響應甘迺迪和平軍(John F. Kennedy, Peace Corps)的號召,到開發中國家奉獻自己所長,以促進世界和平。我也提起不久前才去過坐落於波士頓大學附近的甘迺迪圖書館暨博物館。這是唯一設立於新英格蘭的美國總統圖書館,裡面收藏了相關的重要檔案,貝聿銘設計的白色建築襯托著碧海藍天,海風習習,帆影片片,景致甚為優美。

二○○五年七月七日上午交通尖峰時間,間隔不到五十秒,倫敦地鐵相繼發生三起爆炸,接著又發生一起公車爆炸,總共造成五十多人喪生,上千人受傷。這是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爆炸案(近三千人死亡),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印尼峇里島爆炸案(二○二人死亡),二○○四年三月十一日西班牙馬德里火車爆炸案(一百九十二人死亡)之後,另一死傷慘重的悲劇。歐洲蓋達組織宣稱倫敦一連串的爆炸案是他們所為,目的在於報復美、英主導進攻伊拉克。

美、英兩國以反恐的名義,炮製所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不顧國際反對聲浪,大舉入侵伊拉克,使千萬生靈塗炭,千年文化珍寶毀於一旦,不但激化了族裔、宗教、文明之間的衝突與矛盾,而且所謂「預防」(“preemptive”,或譯為「先發制人」)的戰略,以優勢軍事力量介入的手法,非但沒有根除恐怖主義,反而使其四處蔓延,甚至禍起蕭牆,由這次倫敦爆炸案便可看出。而敵對的雙方都認為自己站在真理正義的一邊。

恐怖主義之所以恐怖,是因為它的攻擊對象不分男女老少,死傷者多為平民百姓,造成普遍的恐懼,不知災難何時降臨,影響千萬人的生活秩序與心靈安寧。而這次恐怖事件對倫敦人來說更覺得冤枉的是,倫敦曾舉行過十萬人的反戰大遊行,倫敦市長李文斯頓(Ken Livingstone)不但支持遊行,更公開反對首相布萊爾與美國聯手進軍伊拉克,也痛批美國總統布希的霸權主義。然而,由於倫敦身為英國首都的象徵意義,還是難逃恐怖分子的魔手。世人該如何面對如此令人髮指的恐怖事件?除了眼睜睜看著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出路?

身為禪師、作家、和平分子、社會運動家、精神領袖的越南裔一行法師,九一一事件之後於紐約接受二十六家電視台訪問,在安撫瞋恨、憤怒、不安的人心之同時,堅決主張和平,呼籲大眾冷靜自持,深入了解情況,聆聽對手心聲:「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而讓你們如此痛恨?」他並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籲請不要怨怨相報,指出根本解決之道在於慈悲與諒解。

在被問到如果有機會與蓋達組織首腦賓拉登會面,最想對他說什麼?一行禪師回答,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其實是傾聽,試著了解為什麼賓拉登會採取那麼殘忍的手段?是什麼苦難導致他使用暴力?這種冷靜澄明的傾聽雖然很不容易,但會讓對方覺得真正有人傾聽。然後,讓對方的說法進入自己的意識,在自己覺得冷靜澄明之後,才針對對方提出的每一點,溫和卻堅定地逐一回應,協助他們發現自己的誤會,讓他們自願停止暴力行為。這些說法看似陳義過高,身受暴力之害的人更是難以接受,卻是走過屍橫遍野的越南、看過翻騰不已的歐美的一行禪師,幾十年禪修、諦觀的心得。

一行禪師除了佛教僧侶的身分之外,在歐美世界也以作家的角色來接引眾生。我曾在〈人間步步安樂行—一行禪師《觀照的奇蹟》導讀〉這麼描述其作品特色:「文字清新曉暢,蘊含詩意;以平易近人、就近取譬、深入淺出的方式,引介佛法,尤其是南傳佛教的法門以及華嚴要義;以開闊的胸襟,面對西方人和不同宗教、靈修傳統的信徒;以入世的精神,堅持和平的理念,致力於實踐。」(《我打禪家走過》,頁一二四─二五)。

其實,一行禪師的詩思與諦觀是一體的兩面,他有關詩人的說法就是明證:「如果你是詩人,就會清楚看到在這張紙裡有一朵雲在飄。沒有雲,就沒有雨;沒有雨,樹木就無法生長;而沒有樹木,就不能造紙。對紙的存在來說,雲是必要的。」就文學觀或世間法來說,詩人擅用譬喻,在不相干的事物之間看出關係,使人乍讀時覺得出人意表,反思後又覺得理所當然。

然而,一行禪師上述的說法,與其說是來自「詩思」,不如說是來自「禪思」、甚或「諦觀」。出身烽火連連的越南、深受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理念影響的一行禪師,以南傳佛教的四念處法門,提倡「正念禪」(mindfulness),以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實例,教導眾人活在當下。另一方面,深悉華嚴要義的他,徹悟無盡緣起的道理,創出“interbeing”(「相即相入」)一詞,以此開示萬事萬物互融無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不僅如此,他還把這些理念化為實際的行動與文字。

〈請用我的真名呼喚我〉(“Please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一詩就是代表作。①這首詩寫於一九七八年,當時法師/詩人正全力救助漂流於南中國海的越南祖國海上難民(boat people)。詩中,詩人在每一秒鐘到來,化身為「春枝上的嫩芽」、「新巢的雛鳥」、「花蕊中的毛蟲」、「石頭中的珍寶」。更驚人的是:詩人既是河面上游著的蜉蝣,也是吞噬它的鳥;既是清塘中快樂游著的青蛙,也是以它為饗宴的蛇;既是瘦得皮包骨的烏干達小孩,也是向烏干達推銷殺人武器的軍火販子;既是被海盜玷汙而投海自盡的十二歲海上難民,也是不知如何看、如何愛的海盜;既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共黨政治局委員,也是在勞改營裡慢慢死去、欠著人民血債的人。全詩最後兩節如下:

請用我的真名呼喚我,
好讓我同時聽到我的哭和我的笑,
好讓我看到我的喜悅和我的傷痛一體。

請用我的真名呼喚我,
好讓我能醒來,
能打開我心靈之門—
慈悲之門。

詩人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胸懷,透過清晰的文字、動人的比喻,表露無遺,讀來令人動容、深思。
其實,若要真正預防暴力,根絕仇恨,避免自身的傷亡,絕不是依賴軍事優勢或武力反擊,而是以由衷的寬容與尊重,來面對異己的文化與信仰;更進一步的,必須打內心深處體認到眾生一體,相即相入。這絕不是陳義過高,而是洞徹真相,直探本源,因為只有在知道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時,才會心甘情願地停止一切暴力行徑,致力於和平共存。

(原載於二○○五年九月《人生》雜誌二六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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