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另一種選擇

當我們在表達怒氣時，我們的言語及行為很容易會傷害他人。

此外，表達憤怒並不能讓我們免於憤怒。

相反的，每一次當我們將敵意表達出來時，即使只是打一個枕頭或是在曠野裡大叫，都會增強要釋放暴力能量的感覺和行為的這種習慣。

如果有一天，手邊沒有枕頭可打，附近也找不到可以大叫的曠野，而身邊都是人的時候，怎麼辦？

另一方面，壓抑憤怒也是無法消除憤怒的，它仍可能會爆發出來，有時甚至是在我們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爆發；而且，壓抑憤怒可能還會造成自己身體或心理的傷害。

表達憤怒是一種極端，壓抑憤怒則是另一種極端，不論哪一種方法，其實都仍然保有憤怒的習慣。

寬容則是另一種選擇，它是在面對傷害或困難的時候，內心能夠不受干擾，仍然保持平靜的能力。梵文中的kshanti在英文中找不到對等的字，在這裡我們用＂patience＂來表達，但是 kshanti也包含了容忍、內心平靜及堅忍等意思。

因此，本書所謂的「寬容」（patience），也包含了這些特質。

寬容並不是要我們在心中滿懷恨意的時候，在臉上貼著一張虛偽的笑臉。

寬容能化解憤怒的能量，而使它不再存在；讓我們能以清醒的頭腦，去評估各種不同的替代方式，然後決定該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以做為補救。

----------------------

憤怒像瘟疫一樣，影響著個人、國家及國際社會。當它僅存於一個人的腦海中時，整個世界可能就會受到波及，更遑論是存在一群人或是一個民族的心中時，可能造成的後果。

當我們檢視自己心靈深處，並對這份令人不安的情緒多瞭解一些時，我們便能認知它那不切實際的投射，而不會輕易受其左右。

如此，我們就能不靠壓抑或是發洩，而能漸漸地疏遠這個痛苦的情緒，而以更完整、有益的心理狀態來取代它；也就是說，耐心、包容、愛和慈悲，就會在內心滋長。

——摘自：圖丹卻准《誰惹你生氣》

奧瑪的抉擇&我要去美國——掙脫高牆與牢籠

■ 文／李鴻文　圖／美昇國際影業股份、聯影cineplex提供

人無不渴望自由與追求幸福，卻常不自覺地築起各種有形、無形的高牆或牢籠，表面看似自我保護，其實不僅阻礙了彼此發展的自由，也製造更多紛爭和仇恨。如此不斷惡性循環，反而把幸福的願景推得更遠，更加遙不可及。近期上映的二部影片《奧瑪的抉擇》（Omar）和《我要去美國》（la jaula de oro），雖然題材截然不同，卻同時觸及人類對於自由與幸福的渴望和追求，以及深受高牆及牢籠的圍困，動彈不得所發出的哀鳴，著實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歷史宿命的高牆

榮獲2013年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的《奧瑪的抉擇》，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這二個民族千古以來難解的衝突議題，透過簡單的故事和高明的手法，讓身處其中人民的困境，赤裸裸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自2002年起，以色列為減緩衝突，便在邊境上築起綿延數百公尺的水泥高牆，有些小城鎮被冰冷的高牆畫分成二邊，硬生生地將居住當地的巴勒斯坦人阻隔開來。而出身巴勒斯坦的導演哈尼阿布阿塞德（Hany Abu-Assad），經由多年觀察，發現翻牆已成為以巴邊境的某種全民運動。因此影片一開場，我們就看到男主角奧瑪冒著生命危險，不顧可怕的槍林彈雨，攀越高聳的圍牆，就為了和生活在另一邊的好友跟愛人會面。

面對衝突不斷的生存環境，生長於以巴地區的人民，在耳濡目染之下，似乎很難跳脫彼此仇視與對抗的文化洗禮。而影片藉由奧瑪一再翻越高牆的鮮明意象，一來說明當地人的困境與無奈，二來傳達他們為了爭取愛與自由的權利，不惜犧牲生命的強烈意志。年輕氣盛的奧瑪和好友塔瑞及安札，為了和以色列人對抗，一同加入地下游擊組織。在一次攻擊行動之後，奧瑪意外被抓，警方以嚴刑逼迫奧瑪供出其他組織成員，否則將面臨長達九十年的牢獄之災。

緊接著高牆之後，編導再次使出另一高招──魔鬼的交易。以色列情報頭子拉米先是喬裝成獄中的巴勒斯坦長者，好心提醒他，千萬別亂說話。不料奧瑪才回答一句：「我才不會承認。」立即被他們當做是犯罪的證明。拉米接著要他當內鬼，回去揪出其他成員。一時之間，面對友誼、愛情、自身安危，甚至國族之間的仇恨，奧瑪究竟該如何抉擇呢？

扭轉命運的抉擇

當奧瑪被釋放出獄，塔瑞等人自然會有所懷疑。但奧瑪表面上雖與魔鬼交易，實際上卻是想協助塔瑞抓出組織裡面真正的內賊。於是編導又丟出「背叛」的戲碼，並將愛情、友情，和雙面間諜三者攪和在一起，更顯得奧瑪的為難與煎熬。奧瑪的愛人娜迪雅是塔瑞的妹妹，而好友安札也很喜歡娜迪雅，但他們彼此卻又互相猜疑，無法信任，直到最後安札告訴奧瑪，娜迪雅已懷有他的孩子。奧瑪聞言，簡直崩潰，沒想到他對於友情、愛情，以及國族的忠誠，卻換來一連串的背叛、欺騙與出賣。

影片中，安札曾提到一個非洲人設「陷阱」抓猴子的寓言，因此，「陷阱」也成了本片最後的高潮。以色列情報頭子拉米不斷設立陷阱，讓奧瑪深陷其中無法動彈，因此奧瑪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先是解除拉米的心防，再將他推入陷阱之中，最後一聲槍響，彷彿為這齣時代的悲劇畫上休止符。然而，以牙還牙、以暴制暴的方式，永遠也不可能帶來和平，否則，以巴的衝突也不會永無寧日了。

天真編織美國夢

如同《奧瑪的抉擇》將影片背景放在動盪不安的中東，《我要去美國》則是設定在中美洲瓜地馬拉的貧民區，三個青少年男女懷抱天真的夢想，決定遠離家鄉，偷渡到美國尋找美好的未來。

本片導演狄耶哥格馬達狄耶（Diego Quemada-Diez）經過多年對於非法移民的觀察，透過半紀錄片的方式，將他們的苦難，赤裸裸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原片名la jaula de oro是西班牙文，其意為「黃金牢籠」，十分具有象徵意義，究竟他們能否從牢籠中脫出，順利抵達黃金國度，或是掉入其他的牢籠和陷阱呢？

影片開場即是男主角璜走在貧民窟的一條長巷，而女主角莎拉為了掩飾身分，乾脆剪掉長髮女扮男裝，他們意志堅決地和好友山繆一起離家出走，展開一段充滿冒險且令人不忍卒睹的旅程。

他們出發不久，隨即遇上一位語言不通的印地安男孩恰克，由於善良的莎拉歡迎他加入，引起璜心生不滿而處處找他麻煩，但他們還是一起偷搭貨運火車。不料才剛到墨西哥，就被警方抓到遣送回國，此時山繆突然決定不去了，目送其他三人繼續上路。

如雪花般一場空

再次偷搭貨運火車，他們和其他偷渡客一起擠在火車頂上，卻在邊境遇到警方襲擊，於是一行人趕緊跳車，倉皇逃難。幸好有農民及時將他們藏匿起來，又給他們打工機會，他們才能夠短暫喘息。但璜和恰克卻為了莎拉而不時爭風吃醋。

沒多久，他們再次上路，在火車頂上搖搖晃晃，沿路看盡不同的山水風光，偶爾也會有善心人士提供食物。誰知半路又遭遇持槍搶劫的歹徒，他們甚至擄走了包括莎拉在內的許多婦女，而璜為了解救她而被歹徒砍傷倒地，後來是恰克細心照料他的傷勢，才慢慢化解彼此的隔閡。

在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困境之後，璜和恰克從原本的陌生、排擠，到互相接納、親近，彼此的關係愈來愈緊密，最後成為相濡以沫共患難的夥伴。尤其當恰克落入人蛇詐騙集團手中時，璜不但沒有掉頭走人，反而願意用性命來換取恰克的自由，其患難與共的真情流露，著實令人動容。

當他們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到達墨西哥邊界，只能藉由幫毒梟運毒的方式，跟著摸黑偷渡到美國。不料才踏到美國境內，毒梟隨即將他們丟包，任他們在莽莽荒原自生自滅。此時，突然一聲槍響，恰克竟遭邊境警察槍殺斃命。璜只得拚命逃跑，唯恐枉死異域。

在瀰漫緊張、驚恐的氛圍中，《我要去美國》以公路電影的形式，逐步揭開平民百姓追夢旅程的無知與危險，以及現實的殘酷。他們由最初的四人同行，到最後只剩璜孤單一人抵達美國，甚至影片最後安排璜在大型屠宰場工作，極為諷刺地點出他們一路受盡無情的剝屑與屠宰，猶如牲畜一般。而這趟追夢旅程，到最後卻是純真的消逝、夢想的破滅，就像片尾那白茫茫的雪花，充滿無聲的嘆息，鋪天蓋地落下。

跨越高牆的人性光輝

綜觀《奧瑪的抉擇》和《我要去美國》，同樣環繞愛情、友情、夢想等，卻被有形、無形的高牆與陷阱阻擋，而唯一能越過高牆與擺脫陷阱的，就是高貴的人性光輝。編導無不以悲天憫人的情懷，探討人在種種惡劣的環境中，如何以堅強的意志，克服挑戰，掙脫困難，甚至在困境中發揮人性光輝，犧牲自己，成就他人。令人不禁深深感佩編導對於人性的細膩觀察與描繪，以及深刻的人文關懷，巧妙運用包容與同理心來轉化苦難，也賦予影片更寬大的視野，撫慰世人受傷的心靈。

本文摘錄自《人生雜誌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