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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的基礎:日本I
The Foundation of Japanese Buddhism: Japan I

作者:編輯委員:末木文美士;編輯協力:松尾剛次、佐藤弘夫、林淳、大久保良峻

譯者:辛如意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01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新亞洲佛教史

規格:平裝 / 15x21 cm / 568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10111

ISBN:9789575988029

定價:NT$650

會員價:NT$507 (7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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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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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平安佛教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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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安初期佛教的探討觀點

欲理解平安佛教的關鍵,就在於掌握日本天台宗與真言宗的成立及發展過程。唯有闡明此二宗的開祖最澄(七六六,一說七六七─八二二)、空海(七七四─八三五)的思想及活動,進而尋求及探究後繼者的發展趨勢,方能有透徹理解。

天應元年(七八一)桓武天皇即位,翌年改元延曆,眾所周知的遷都平安京就是在延曆十三年(七九四)。大約於此時,桓武天皇開始正式推展佛教政策(薗田香融,一九六七)。若檢視平安佛教創始與時代之間有何關聯的詞彙,最常見的就是饑荒、疫疾、天災、怨靈等反映時勢的用語,或許在任何時代,這些課題皆是共通要素。縱然如此,遷都平安京的原因,在於桓武天皇的皇太子早良親王(崇道天皇,?─七八五)怨靈作祟,此點亦反映了時代特殊性。這種情況還需從桓武天皇請求最澄傳示密法修持、亦即示受灌頂的觀點來探討,這亦是眾所皆知的事情。

平安時代初期的佛教價值,在於奠定日後佛教的發展基礎,堪稱是建構日本文化及思想的核心。其中,又以比叡山在文化史上發揮的功能最為著名。但若考量當時中國的情況,則應該關注密教的發展。天台、真言二宗將中國密教傳入日本,必須將二宗的密教視為日本密教的廣大流脈來予以認知。總而言之,從做為中國密教後繼者的觀點來鳥瞰日本密教之際,可發現天台、真言二宗的密教對後世思想及文化形成深遠影響。這是由於若特別從教判的觀點來看,天台、真言二宗的密教各具獨特的建構模式,主張自宗密法才是本流,導致日本密教活絡化。碩學紛紛強調自我主張之正當性,甚至對他者提出批判。這恰可促使個人鑽研教理更為深入,若從長遠角度來看這種個別事蹟,亦可發現其中具有堪稱是在廣大流脈中進行交流或交涉的要素。

然而,空海的密教思想圓熟練達,最澄的密教思想尚未能周全,如此產生了決定性差異。換言之,本章探討的密教發展時代是在空海集其大成之後,天台碩學為了彌補自宗缺憾而力爭上游的時期。正因教理未能周全,故能積極引入新密教,最終促成台密居優勢的時代。亦有學者將空海逝後暫時發展的真言密教,視為屈居於台密之下,不得不說這是真言密教為了邁向新時代而處於蓄積能量的過渡期。

二、活躍人物

平安時代初期的入唐求法僧中有八位成就斐然,故有入唐八家之稱,亦即最澄(八○四─八○五在唐)、空海(八○四─八○六在唐)、常曉(?─八六六,八三八─八三九在唐)、圓行(七九九─八五二,八三八─八三九在唐)、圓仁(七九四─八六四,八三八─八四七在唐)、惠運(七九八─八六九,一說八七一歿,八四二─八四七在唐)、圓珍(八一四─八九一,八五三─八五八在唐)、宗叡(八○九─八八四,八六二─八六五在唐)。安然(八四一─八八九?,一說九一五歿)將這些求法僧所攜歸的密教經論目錄,彙集為《八家祕錄》(《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錄》)。安然是天台密教集大成之宗匠,認為自身立場才是密教本流,是含括空海思想在內,將密教予以集大成的人物。

總而言之,當時最重要的佛學家是最澄、空海、圓仁、圓珍、安然,另一位法相宗的德一亦不可輕忘。最澄與德一的爭論雖以天台、法相之間的論諍而為人所知,但主題與密教息息相關,是十分值得關注的課題。

與這些佛學家相關的人物,尚包括傳法之師或門弟、南都僧侶、天皇,以及其他諸多人士,為當時學風憑添輝彩。例如,首先最值得矚目的是最澄的入唐之師-天台七祖道邃(生卒年未詳)與行滿(生卒年未詳)、傳授密法之師順曉(生卒年未詳)、空海之師惠果(七四六─八○五)。桓武天皇與最澄、嵯峨天皇與空海的關係,成為經常探討的課題。義真(七八一─八三三)擔任最澄的譯語(口譯)而入唐,日後成為日本天台宗的首位座主。義真於淳和天皇在位的天長年間(八二四─八三四),與空海及南都宗匠共撰自宗綱要書。這些著作稱為「天長敕撰六本宗書」,亦即空海《祕密曼荼羅十住心論》十卷與《祕藏寶鑰》一卷、義真《天台法華宗義集》一卷、護命(法相宗)《大乘法相研神章》五卷、玄叡(三論宗)《大乘三論大義鈔》四卷、普機(華嚴宗)《華嚴一乘開心論》六卷、豐安(律宗)《戒律傳來記》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