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A Journey of Learning and Insight

四、禪師．學者．教育家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臺灣過世，接到越洋電話後，立即從美國趕回臺灣，料理他的後事，也就奉他的遺命，繼承他的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此後，我就在美國和臺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

我在紐約也成立了禪中心，成員中以西方人為主，華人較少，我陸續地舉辦了好多次定期禪修活動的「禪七」。為了授課的需要，編成了一本小書《禪的體驗》，內容包括禪的源流、入門方法、禪風的演變、悟境和魔境等，向跟我學禪的人，指出正確的觀念和安全的方法。這是我寫作有關禪學的第一本書。接著由於我的禪七開示，平時的授課，陸續地被整理成文，便相繼出版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1.Chan Magazine《禪雜誌》季刊，2.Chan 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到一九九二年年底為止，《禪雜誌》已經發行到五十八期，《禪通訊》也發行到九十六期。發行的地域相當遼闊，包括美洲、亞洲、歐洲、非洲、澳洲，共三十六個國家地區，所以在禪修道場的世界地圖上，我們紐約的禪中心，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據點。同時，我們從一九八二年開始，設立英文的禪學著作出版社，叫Dharma Drum Publications（法鼓出版社），出版我的英文講錄，到今（一九九二）年底，已有八種，並在英國倫敦的Element出版公司，也為我出版了一本禪七的講錄。使我難以相信的，是義大利的羅馬，有一個出版社Ubaldini Editore, Roma，把我的英文禪學講錄Faith in Mind（《信心銘》）翻成了義大利文，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它的書名是Credere Nella Mente。

正由於我在歐美的英語世界，十六年來，主持了六十多次禪七修行，已被佛教界公認為禪師，所以，除了許多西方人的禪學團體，邀請我指導他們修行及介紹中國的禪學之外，到我執筆寫這本書為止，已經在以美國為主的歐美各國，應邀在四十多所大學，做了百場以上的演講，其中包括各常春藤聯盟大學。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我也在臺灣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轉眼之間，迄今已過十五個年頭，辦了四十四次禪七。其間，有編、有講、有寫，也完成了關於禪的著作七種，其中的《禪門修證指要》及《禪門驪珠集》，是禪宗古資料的新編；《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是我的演講集和論文集。這五本書在國內的反應相當不錯，因此到了一九九一年，便被臺北的圓神出版社，委請散文作家林清玄居士，合編成三本書，標題為《禪門三要》，而在市場的行情，相當的好。我也因此而被國內的許多人士，當作禪師來看。

在前面的第三章第一節中曾經提到，我有禪宗臨濟及曹洞兩系的傳承，禪修上亦曾有過體驗，只是我在沒有到達美國之前，從未考慮過將會成為一位指導禪修的禪師，因緣既然做了如此的安排，也就隨順攝化，負起了傳授禪法的責任。

不過，以我在另一方面的表現，卻又不能說我是一位禪師了。

一九七八年，當時中國文化學院的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西元一九○一─一九八五年），聘我擔任該院哲學研究所教授，及其附設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從此，使我在國內，進入學府，擔起了教育及研究的工作。雖然我還是每三個月要東、西兩地奔走一次，好在有臺北華嚴蓮社的成一法師擔任我的副所長，李志夫教授分擔若干行政工作。我除了教書，僅張羅出版《華岡佛學學報》年刊，不算過分繁重。由於這項職務，使我有機會一邊跟年輕的學生接觸，教學相長；同時跟當時研究佛學的學者們保持聯繫，自己也要撰寫研究性的論文。

到了一九八五年，因為已升格為文化大學，人事及其政策，有了變動，我便辭去了該校的職務，在幾位朋友和學生的期待鼓勵之下，假臺北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創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並且出版《中華佛學學報》年刊。一九八七年七月，奉准教育部立案為乙種研究所，准許我們招收碩士班程度的研究生，但不授與學位。可是，我們的師資、設備、招生的人數及其報考資格，一律遵照教育部對於甲種研究所的要求，並且經過三年的學程，除了必須選修兩種以上的語文，仍得修滿三十六個學分，加上一篇論文，才能夠畢業，所以他們具有碩士的實際學力。故在畢業生中，好多位都考取了公費，留學日本的國立大學，如今已有完成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回國服務的學僧。

我在文化學院和後來升格的文化大學、東吳大學，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任教的學科，曾有華嚴、天台、淨土、中觀、唯識及禪學，當我教了數年之後，學生摸著了門，我則因此而懂得比學生要多，所謂水漲船高，是不變的道理。我很感激有這種的機會。例如：因為要教《華嚴五教章》，所以讓我去看了華嚴學的許多相關論作；因為要我教唯識學，所以蒐集到我能夠發現的有關《成唯識論》的註解和研究論文；因為要我教中觀學，使我閱讀古今中外有關於《中觀論》的註釋、研究，以及各種《中觀論》的異譯本。這些都是我在以往的學程中所欠缺的。當時，我是抱定這樣的態度：我懂得不多又不精，沒有關係，總是要求我的學生們在聽課之後，能夠青出於藍；我自己不行沒有關係，但要坦白地告訴學生，不要以我做標準，當以他們自己能夠做到的標準為標準。這也非常有用，例如當年聽我講中觀及唯識的學生惠敏法師，如今從日本東大完成博士學位回來，已經接替我來教授這兩門課，比我教得更好。文化大學出身的陳英善博士，當年聽我講華嚴和天台，目前就在我們所裡擔任這兩門課程。慢慢地，我把禪學及淨土學，也都交給了年輕一代，如日本佛教大學的文學博士慧嚴法師等擔任。對於現代化的佛學教育，我是一個在篳路藍縷的景況下開出一條小路來的拓荒者，至於寬廣的大道，則有待後起之秀的繼續努力。

我沒有受過現代化的大學教育，甚至也不曾讀過高中，可見，由我來從事教育工作，並不是最恰當的人選，也不會是一個很好的老師。不過閩南語中有句俗諺：「沒牛使馬。」沒有牛的時候，像我這樣的一匹瘦馬，勉強可以代用而已。但我正在從事研究所的教育工作，乃為事實。

又因為我是國際佛教研究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創始會員之一，每兩年在世界各國輪流召開一次論文發表會，我均受到邀請。同時，我們的佛學研究所，也有一份每年出刊一冊的《中華佛學學報》，每次容納二十萬到四十萬字，我就必須每年至少要寫一篇富於學術性的研究論文。其中有連貫性的是對於明末佛教的研究，也可以說，那是我博士論文的後續工作。每篇都以中文撰寫，然後翻成英文。到一九八七年，我將其中的四篇：1.〈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2.〈明末的淨土教人物及其思想〉，3.〈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4.〈明末的居士佛教〉，總共近二十萬字，輯成一書，名為《明末佛教研究》。由於這本書的出版，好多人誤以為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中譯本。其實，我的學位論文是由關世謙先生譯成中文，於一九八八年交給臺北的學生書局出版，列為他們宗教叢書的第五種。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以及後續的一本論著，雖然看的人不多，卻已成為世界各國較大的公私立圖書館東方部都會收藏的文獻，凡是研究中國明清問題的學者，也多會參考這兩本書。可見讀的人雖然少，並不是沒有用。因此，我是一個國際公認的學者，應是無可置疑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