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解脫：促成宗教轉化之體驗的藏傳佛教知識論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Tibetan Buddhist Epistemology in Support of Transformative Religious Experience

筆者是在一九七六年隨拉諦（音譯：Lati）教授師研讀與拙作密切相關的材料，當時他即將被委任為南印度蒙戈德（Mundgod）甘丹學問寺夏孜（音譯：Shardzay）札倉的堪布。他在一九二三年出生於藏東康（Kham）區，並在拉薩附近的甘丹寺受教育。在這位才華橫溢而嚴謹的學者指導下，筆者研習普覺強巴（PHur bu lcog, 1825-1901）的《攝類學》（bsDus grva），作為我在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部分訓練，而當時拉諦教授師是該校宗教系的訪問講師。在一九七七年的系列個別導修中，我隨拉諦教授師閱讀章嘉《宗義書》（Grub mtha’i rnam bzhag）的〈經量部章〉，並稍後在一九七八年跟隨時任維吉尼亞訪問講師的丹瑪洛卓（音譯：Denma Locho）教授師再作研讀。洛卓教授師在一九二七年生於康區的玉樹（Chik undo），並在拉薩外哲蚌學問寺洛色林（音譯：Loseling）札倉受教育，他為丹達拉讓巴（bsTan dar lha rams pa）的《自相法與共相法講解》（Rang mtshan spyi mtshan gyi rnam gzhag） 作註。在一九七九年上半年，筆者隨已故格西．更敦洛卓（音譯：Geshe Gedun Lodro）閱讀及討論嘉木樣（’Jam dbyangs bzhad pa, 1648-1721）《宗義廣釋》（Grub mtha ’chen mo）的〈經量部章〉，那是格魯派對經量部的最詳盡分析。他在哲蚌學問寺的郭莽（音譯：Gomang）札倉受教育，曾任漢堡大學（University of Hamburg）副教授。這位異常博學的聰穎學者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以五十五歲的壯年早逝，這是佛學界的莫大損失。

隨這些學者學習的寶貴收獲，是使我能夠通盤理解格魯派所闡述之經量部（中譯按：以下一律簡稱「格魯派經量部」）﹔依據這幅心中的哲學地圖，我才能抽出個別課題作詳細探討。所以我誠心感激的並不只限於剛才提到的學者，還包括委任他們的維吉尼亞大學南亞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筆者對拙著所討論的課題所作的第二階段探索是在一九八〇年。富布賴特（Fullbright）博士論文研究基金資助我到印度作一年的田野研究，並在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佛學系米塔（K.K. Mittal）教授的熱心指導下展開工作。

在印度的第一個月期間，我每天都與新德里西藏會館的圖書館館長班丹札巴（音譯：Palden Drakpa）碰頭，他是一位洛色林札倉的格西，我隨他第三次讀章嘉的篇章。利用這個時機，筆者不單釐清手邊的文本，且深入探討了由它所引發的系列廣泛議題。格西．班丹札巴如今已五十多歲，他不但為我澄清了許多疑問，同時也指點出很多困難的領域，並鼓勵我去拜訪在印度南部復校的多座藏傳學問寺。1980年2月，我南下來到位處卡納塔克邦（Karnataka State）的新哲蚌寺。隨後的四個半月，很榮幸每天都能拜訪哲蚌寺洛色林札倉的退任堪布，時六十七歲的堪蘇．益西土登（音譯：Kensur Yeshe Thupten），他擅長掌握最細緻或最複雜的課題綱領而聞名。在這期間，也與哲蚌寺郭莽札倉的優秀學者楚臣平措（音譯：Tsultrim Phuntsok）有過無數討論，闡明了章嘉著作中諸多議題的精彩論點，他後來成為漢堡大學的教授。

一九八一年上半年，我打道返回美國途中，又隨強巴桑培（音譯：Jambel Shenpen）閱讀郭莽札倉對成立法及遮法的闡釋，還讀了丹達拉讓巴著作的多個部分。當時六十二歲的他是續部密院的退任堪布，之前在甘丹寺的絳孜（Jangdzay）札倉修學。後來在一九八四年，受命出任「甘丹赤巴」（dgav ldan khri pa），即宗喀巴的第九十八任繼承者。他那充滿色彩的疏釋，生動活潑地展現了這些文本內的許多重要議題 。
在筆者與這些學者們的合作過程中，會請教他們對文本的疏解，並進行錄音，然後以此為起步點詳析關鍵課題，這種探索常引領我們擴及其他註釋家們甚或溯至印度源頭。接著我會細聽這些錄音，譯出内容，並做摘要。透過多位教內人士的耐心雅正，筆者逐漸熟悉深富脈絡意義的詳盡内容，而這都是單純透過文本分析所不可能得到的。

再者，我從維吉尼亞大學佛學研究的創始者與領導者傑弗里．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教授處獲益良多，他毫不吝惜地通讀拙著初稿多次。憑著他對藏文哲學論典的廣泛閱讀，他的討論引領我穿透無數篇章內的課題，並凝集其重要性。維吉尼亞奧爾德曼圖書館（Alderman Library）的藏文主管及南亞目錄編輯斯基普．馬丁（Skip Martin）提供了重要的文獻。我也很感謝在論文撰寫階段，維吉尼亞大學裡其他導師的慧見，他們是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Barnett）、保羅．格羅納（Paul Groner）及大衛．利特爾（David Little）三位教授。再者，在亞洲時，我與以下三位學者的交流與熱烈討論也讓我受益不淺，他們分別是近來取得格西學位的首位西方人桑傑桑珠法師（音譯：Sangyay Samdrup，中譯按：即喬治斯．德賴弗斯（Georges B. J. Dreyfus））、在印度的格魯派諸寺學習逾十年的前輩丹尼爾．科夫曼（Daniel Coffman）及在加德滿都尼泊爾研究中心（Nepal Research Center）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博士。

筆者也要感謝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的永富正俊（Masatoshi Nagatomi）教授。當我以訪問學人的身分於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Harvard’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著手修改初稿時，永富教授慷慨地在有限時間内盡心通讀拙著的數章。尤其難得的是能向他請教與拙著課題相關的印度文獻及背景脈絡，特別當遇上他的拿手專長，即陳那及法稱的著作時更是如此。毋庸多說的是，在上述眾多老師指導下，内容若仍有任何缺漏，筆者當負全責。

筆者也應感激外子哈維．阿倫森（Harvey B. Aronson）教授，他以直率的慧見及不懈的思索伴我在印度各地的公共汽車及茶座上鑽透各種難纏的議題，全力支持我完成這個研究；當然還要感謝我的雙親克萊因（Klein）伉儷：盧多維克 （Ludovic）及依莎貝拉（Isabelle）的慈愛關懷，及格西．旺傑（音譯：Geshe Wangyal）的深刻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