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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佛典語言學: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法鼓佛教學院論叢

作者:法鼓佛教學院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07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法鼓佛教學院論叢

規格:15x21 cm / 平裝 / 752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70011

ISBN:9789575985080

定價:NT$960

會員價:NT$749 (7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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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漢譯佛典四言格文體的形成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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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漢譯佛典四言格文體的形成及影響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教授 顏洽茂
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講師 荊亞玲


漢譯佛典四言格文體成因探討

從東漢至魏晉南北朝,佛典翻譯從草創逐漸走向成熟,散體形式也從最初的並無定制逐漸趨於四言格式。那麼,為何四言句式最終在漢譯佛典定於一尊?對此問題,近年來的學者已從不同角度進行了一些頗有啟發意義的思考。例如,朱慶之提出,這種形式是受佛教原典偈頌文體影響。..此說受到俞理明質疑,俞認為,譯經四字文體特徵與原典散體部分相對應,說它受原典偈頌影響缺乏直接對應性,應該從當時流行文體形式進行考察。..但是,胡適先生早先便指出,漢譯佛典「不曾中那駢偶濫調的毒」。..那麼,當時流行文體究竟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了漢譯佛典文體,尚可進一步研究。丁敏指出,句型短小,有節奏性,便於聽、誦、記,是四言句式被選用為譯經的主要句式的主要原因。..但是,漢語中的三字句如《三字經》同樣短小、易記易誦,何以不選三言而選四言?可見此說也存在局限性。受前人研究的啟發,我們認為,漢譯佛典四言格文體的形成可能與多重因素相關,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探討。
首先,漢譯佛典作為融攝印度文化與漢文化的產物,既體現了印度文化的獨有風貌,也必然折射出漢文化的時代特徵。魏晉南北朝時期,儘管不同譯者、不同譯經在文體上呈現出這樣那樣的差別,但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盡可能多地使用四言句式。這種普遍的文體現象並非由個別譯者一時的興趣所至引起,更有可能是受到整個時代駢體風尚的影響而發生。
風靡於南北朝的駢體並非一時興起,而是由秦漢以來的散文逐步駢化演化而成的一種新形式。先秦經史諸子散文中,整齊對稱的句式並不鮮見,但散句仍占多數。兩漢散文中,駢化的跡象漸趨明顯,尤其在賦體作品中,對仗工整的句式往往貫穿全篇。例如,班固的〈兩都賦〉,全篇以四言句式為主體;張衡的〈歸田賦〉通篇麗辭,無一散句。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唯美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下,文人作品更加注重語言形式的聲文形文之美,駢體在語言結構上形成的全新模式漸染一切文體。《文心雕龍‧章句》指出:「筆句無常,而字數有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變之權節也。」..也就是說,駢體一般以四字、六字句作為主體。在駢體一統天下文壇的時代,譯經者對於四六這種語言形式應該是十分熟悉的..,許多佛教撰述如《高僧傳》、《出三藏記集》、《弘明集》等或多或少流露出對中土駢偶文體形式的模仿痕跡。

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梁‧慧皎《高僧傳》卷十三)
夫意也者,眾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逸無崖,若狂夫之無所麗;愛惡充心,耽昏無節,若夷狄之無君。微矣哉,即之無像,尋之無朕,則毫末不足以喻其細;迅矣哉,!蹻惚怳,眴匝宇宙,則奔電不足以比其速。(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六)

胡適先生曾指出:「兩晉南北朝的文人用那駢儷化了的文體來說理,說事,諛墓,贈答,描寫風景,造成一種最虛浮,最不自然,最不正確的文體..外國來的新材料裝不到那對仗駢偶的濫調裡去..最初助譯的很多是民間的信徒;後來雖有文人學士奉敕潤文,他們的能力有限,故他們的惡影響也有限。」..我們認為,胡適先生此說未必盡然。
駢文的華美辭藻並不適於表達抽象的佛理,這是正確的。但是,駢文的語言形式風行一時,想不受其一點影響幾乎為不可能。前面提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譯與助譯都已具備了較好的語言文化素養,這便為他們在「信」的前提下追求「達」、「雅」提供了可能。那麼,在能力允許的條件下,利用人們所熟悉的語言形式來翻譯、潤飾佛典文體,使之更加適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將會更有利於宗教的傳播,譯經者又何樂而不為呢? 其次,漢譯佛典四言格文體是受駢體文風影響而產生的,那麼,為何四六文體形式中譯經者惟獨選擇了四言而不是六言作為主流句式?英國柯勒律治談到文體時曾指出:「文體只能是清晰而確切地傳達意蘊的藝術,不問這個意蘊是什麼,作為文體的一個標準就是它不能在不傷害意蘊的情況下用另外的語言去加以複述。」..這裡的意蘊其實就是文體效果,也就是說,為了表達某一種文體效果,只能有唯一的表達方式,要根據意蘊進行恰當的選擇。
我們認為,譯經者之所以選擇四言句式,與四言在漢文化中獨特的意蘊即文體效果密切相關。眾所周知,四言句式是漢語句子的基本格式,源遠流長。漢語發展的歷史上,最早的詩集《詩經》就以四言為主,而《詩經》中又以「雅」、「頌」部分四言所占比例為最高,這充分說明了漢語使用者對四言句式的偏愛,也體現出四言句式的重要歷史地位。儒家文化傳統重《詩經》,並尊《詩經》為經典,因而「四言」也長期被奉為詩歌的「正體」。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認為:「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也說: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 ..儘管作為一種詩體形式,四言句式後來逐漸式微,為五言所取代,但作為一種典雅莊重、節奏整齊、簡潔凝練的「雅正之體」,卻被廣泛運用於各種文體之中,特別是在一些莊重正式的場合,表達鄭重恭謹的態度之時,四言句式仍為最主要的媒介形式。如後世的賦、頌、贊、銘、箴、誄、碑等文體中,基本皆以四言句式作為主體。僅舉數例: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西漢‧班固〈兩都賦〉)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岩岩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征惟光。厥征伊何?(東漢‧蔡邕〈祖德頌〉)
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西晉‧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 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西晉‧張載〈劍閣銘〉)
可以看出,在傳統文獻尤其是此類正式文體當中,四言「正體」常被作為主要句式廣泛使用。佛法莊嚴肅穆,佛典文體莊重正式,以漢語文化傳統中具有雅正、莊重特徵的四言句式體現這種宗教文體的文風,無疑是最為合適的。因此,在經歷了漫長的探索之後,譯經者最終選擇了四言而不是其他形式作為漢譯佛典的主流句式,從根本上說,這種選擇是符合漢人審美心理的,有利於宗教的傳播與深入人心。
最後,對稱平衡,和諧統一是漢民族獨特的美學觀, 生活中,人們對以成雙成對形式出現的事物格外偏好。這種文化心理反映在語言形式上,便是「以偶為佳」的審美觀念。四言句式作為一種兩兩相對的音節結構,正好滿足了人們「偶語易安」的心理訴求與韻律習慣。考察四言語音形式,無論其內部結構如何不同,人們都習慣於把它們讀成「二二」的節奏模式。例如:
我昔/ 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園中。城邑/聚落, 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姚秦‧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T04, no. 201, p. 292, c6-10)
昔者/ 菩薩,時為/ 逝心,恒處/ 山澤,專精/ 念道,不犯/ 諸惡。食果/ 飲水,不畜/ 微餘。慈念/ 眾生/ 愚癡/ 自衰。每./ 危厄,沒命/ 濟之。行索/ 果蓏,道逢/ 乳虎,虎乳/ 之後,疲困/ 乏食,飢饉/ 心荒,欲還/ 食子。(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T03, no. 152, p. 2, b8-12)
這些四言句式語音上大多表現為前後兩段,同時又呈現出兩段一體的均衡節奏與穩定語感。對於四言句式的語音節奏,古人早已注意到,《文心雕龍‧章句》云:「四字密而不促。」..四言句式雖然字數緊密,句式短小,但音節並不急促。句子的節奏與人的呼吸相應,節奏均衡自然易於誦讀,而節奏鮮明發音又會比較清晰。佛教重視誦讀的教化作用,認為好的誦讀能夠使人「聽音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四言語音節奏均勻而清晰,可以很好地滿足佛教誦讀教化的需求。若不採用四言短句,而採用結構複雜的長句,不僅誦讀起來呼吸緊促,聽聞起來也不容易理解與記憶。從語音風格來看,四言句式「二二」一頓,節奏簡潔、自然、和諧、平穩,這與儒家「以中正和平為原則,以莊嚴肅穆為標準」..的禮樂文化精神基本一致,也與佛教莊嚴肅穆的整體風格相吻合。從接受者的角度來看,平穩和諧的音聲效果更容易使人沉靜,也更容易將人帶入莊重宏遠的宗教氛圍之中。綜上種種,四言語音上的優勢可能也是其成為譯經主流句式的原因之一。